闫德利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用人口数量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业经济时代，特别是二战之后，GDP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其历史贡献和重要性毋庸置疑。
当前，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过渡。GDP是针对工业经济设计的最佳指标，在数字经济时代则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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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原先需要付费的
产品和服务变成免费提供
由于GDP仅以市场价格记录交易，它完全无视人们可能获得的免费服务。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哈尔·范里安(HalVarian)曾指出：“GDP难以处理免费问题。”并敦促政府研究衡量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其它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免费的服务触手可及。电子邮件、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在线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用户往往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就可以使用，这部分价值难以纳入GDP核算中。
谷歌、Facebook、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在GDP核算中的价值仅在于它们所销售的广告，对人类的重要贡献远未得到体现。
在流媒体崛起前，最痴迷的音乐爱好者哪怕有一个堆满磁带、CD和立体声唱片的独立房间，他所拥有的歌曲数量也只能占到当今一个孩子通过QQ音乐所免费获得的千万曲库中的一小部分。
数字经济使每个人欣赏更多的音乐，变得更加富有。而音乐的市场规模则在下降，美国的音乐支出从年的亿美元下降到年的75.7亿美元。从GDP角度，流媒体音乐的兴起反而使人们变得贫穷。
实际上，音乐的价值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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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使消费者变成
“生产者”，其价值不被核算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活动不仅可变成免费的，自助服务也可使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免费，这部分价值就不在GDP中体现。
当前自助服务日益盛行，如银行ATM机、自助点餐、无人超市、在线预订机票和酒店等。人们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也直接参与了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了“生产者”。
这部分由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原本是由服务提供方全部负责并计入GDP核算，变成自助服务后就不再计入。自助服务使市场活动变成了非市场活动，减少了GDP的核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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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创新对
价格统计是一种挑战
价格是GDP核算的灵魂。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主要从三个方面挑战价格统计。
一是对不变价GDP核算带来挑战。
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相当一部分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却不断下降。网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就体现的非常明显。苹果公司每发布新一代的智能手机，其性能都会得到极大提升，而价格却相对稳定。
年美国人花费美元就可购买一部iPhone4S（32GB），年则可以花费更低的价格（美元）购买一部性能更加强大的iPhone8（64GB）。这种情况不仅对价格指数编制是挑战，对不变价GDP核算也是一种挑战。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年）指出：“现行的不变价GDP核算以价格指数缩减法为主，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属于物量增长。在价格指数的编制中，如果不能准确地度量这种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客观地反映出纯粹的价格变化，那么不变价GDP核算也就难以体现出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是个性化定制使得可比价格测度更加困难。
数字经济为满足个性化需求、创造个性化供给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市场供求的个性化程度要远大于以往，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使得不同时期、不同类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加不可比。
随着各类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独特，不同质量产品的估价也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欧盟和OECD提出了大量的定价建议，包括合同定价、定价模型、组件定价和特征方法等，但要准确估价仍然困难。
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数据，Airbnb在欧洲比住酒店便宜8％至17％，在美国比酒店便宜6％至17％。考虑到厨房等设施，Airbnb的住房条件甚至可能优于酒店。那么使用酒店价格对类似的Airbnb短租房屋进行估价就会存在显著偏差。
三是互联网包月服务、订阅服务加大了单位价格的核算难度。
在许多互联网服务的定价模型中，基本版本可以免费使用，增强版只提供给付费用户使用并且大多没有数量限制。包月服务和订阅服务就是典型的代表。
例如，对于订阅了无限下载音乐服务的消费者来说，下载5首还是10首歌曲在支付价格上是无差异的。这意味着货币交易即使记录下来也无法反映数字产品的数量，也就是说无法对单位价格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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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对GDP统计方法带来挑战
分享经济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在继购买和长租之后，高频的短租成为人们获取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方式。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给GDP的统计方法带来挑战。
现行统计方法难以涵盖居民个人。国家统计局采用生产法来统计GDP，即通过三大产业增加值汇总得出。
其数据依据是规模以上企业直报数据，规模以下企业采取调查估算数据。分享经济如火如荼，包罗万象：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车位、分享知识、分享技能等。
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统计上称为“生产者”）多是居民个人，而现行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从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来获取生产数据，难以覆盖居民个人，因此现行GDP统计把这部分分享经济排除在外，造成GDP的低估。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时如何划分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挑战。
在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轿车属于消费品，但如果将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这些轿车就已不是纯粹的消费品，它们被投入到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回报，这实际上是发挥了投资品的作用。
这就对GDP核算时将这些轿车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处理，或多大比例作为消费品多大比例作为投资品处理带来挑战。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分享闲置日用品带来挑战。
在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在购买时计入居民消费支出，在销售出去时以负值计入居民消费支出。
这种处理方法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居民的闲置日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把日用消费品分享给其他人和作为垃圾扔掉在GDP核算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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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跨境流动带来“搭便车”问题
数字产品的主要投入是知识和技术，每一样数字产品都包含着大量的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的虚拟性、便捷流动性、高附加值性，未被监管到的知识产权跨境流动会造成其附加值在各国的错误统计，也就造成了国际上的GDP核算误差。
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知识产权资产分为五类：研究和开发、矿产勘查和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其他知识产权资产。
由于知识产权资产的高附加值性，除矿产勘查和评估外，其他知识产权资产都受到严格的国际贸易限制。
然而，由于公司内部的信息和资源共享，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等原因，知识产权资产在全球多个国家跨境流动并产生高附加值，并且往往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研发者）和实际使用者（产品生产者）并不隶属于同一国家。
被“转移”的知识产权资产的附加值会被纳入各国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但并未被记录在跨境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这会造成产品研发部门所在国的GDP被低估，而生产部门所在国的GDP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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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对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试图利用计量技术对计算机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却得到了大跌眼镜的结论——统计显示，计算机几乎对生产率没有贡献，对GDP的贡献也很小。
索洛（）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这就是著名的“索罗悖论”（SolowParadox），也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paradox）。
GDP统计的是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和。
只有被统计指标纳入到“市场”的经济活动，才计入GDP，如黑市交易、私人海外代购、部分家政服务就属于“未观测经济”，虽然真实发生，但难以纳入统计；只有支付“价格”，才有可能纳入统计，如家庭劳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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