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开发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www.olandoweb.org/chaoliu/xinchao/1412.html中国的人口过山车规模庞大、生育率迅速增长接着骤然下跌的人口经历了一场奇特的旅程。中国渐次经历了死亡率下降、人口增加，接着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规模渐趋稳定的经典序列。自年以来，其人口预期寿命已从不足45岁增加到75岁以上，相当于每年近6个月都在增长，这一成就虽然无法完全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相比，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难以评估和理解这些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但仍能梳理出一些主线：一是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中国家庭的结构问题，三是中国人口达至“峰值”的时间点。然而，形势事先就很明朗，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包括经济方面）的突出地位受其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一样快，或者几乎与其比肩，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目前，仅当中国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向前发展时，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就像我们从其下降的生育率和延长的预期寿命中所能预期的那样。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在20世纪中期的40年中都保持在20多岁，但在21世纪的头15年中，其年龄中位数增加了7岁。这几乎是英国和美国老龄化速度的3倍，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人们预计，—年，60岁以上的中国人数量会增加7倍，而不满14岁的人口则会减少一半甚至更多。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会在年左右超过美国。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不仅从百分比的角度看已开始下降，其绝对规模也开始下降。中国人口至少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庞大的规模，但我们已经处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人口增长持续满足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即将失去动力的阶段。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支持，但值得怀疑的是，仅凭这一点能否实现世人对中国经济预期的那种增长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会如何应对养老金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家庭不仅老龄化，城市化水平也提高了，男性数量日益增加。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选择性堕胎导致出现男孩和女孩性别比为∶的失衡局面。选择性堕胎通常在重男轻女严重的家庭压力下发生，农村尤其如此。正如一位女士所言：“我无法真正责怪（我的姻亲们），他们的观点十分常见。我们有一种说法：‘多子多福。’因为男人力气更大，干的活也更多。”这种对男性的偏好会产生诸多影响。首先，它会在一段时期之后造成婚姻问题。考虑到中国人口的总体规模，这个问题除了大量输入新娘之外无法真正得到解决。其次，它提高了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如果女性的人口规模占比不足一半，那么平均每个女性必须生育更多数量的孩子，整个人口才能自我繁衍下去。因此，对于一个性别比失衡的国家而言，中国大约1.5的总和生育率（依据联合国的数据）比起人口更替水平而言又低了一截。除了男女性别比问题，中国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也日趋减少，表亲也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常常受到父母的宠溺，双方的老人也对其宠爱有加。我们并不会在此处考虑这种现象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但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特例，东亚、南亚和东欧许多国家也都在经历类似水平的独子趋势，甚至程度更甚。也许是因为性别失衡这个额外的因素，或者是因为独特的历史原因，汉语中出现了“小皇帝”一词。尽管老龄化不断加重以及可能出现的大量男性，中国人口仍在持续增长，但与20世纪大部分时期相比，其增速明显降低了很多。中国人口仍属世界之最，但此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人口规模几乎为印度的一半；年，前者比后者多出了7%。印度也受到上述严苛的人口政策的制约，但这些政策并未系统化地加以执行，持续时间也比中国短。此外，印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一直不如中国，如今大约1/3的印度人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则为1/2。近期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松绑几乎对生育率没什么影响。这并不奇怪，我们并无理由认为中国人的态度和行为应该明显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也都多少经历着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结果是，尽管印度的生育率已然下降，但平均而言，普通印度女性仍比普通中国女性多生育一个孩子。根据联合国中等生育率水平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1世纪20年代超过中国。联合国预计，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中值预计到年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此时的人口规模会低于15亿大关。人口几乎不是一项国际竞争——虽然它可以在民族冲突的情况下变得有竞争性——然而，无论未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它都很可能会受到其人口整体面貌、规模和独特性的强烈影响。中国将失去世界人口之最的地位，但它已然是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并且至多位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亚洲人口浪潮虽然日本和中国分别在现代世界舞台上扮演过主角，而且都曾引领人口发展的潮流，但它们不断变化的人口发展已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尼西亚而非日本拥有东亚和东南亚第二大人口规模，其人口规模已超过2.5亿。东亚和东南亚其他5个国家（连同印度尼西亚一起被称为亚洲六国）的总人口约在5亿甚至更多。亚洲六国分别是韩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六国的总人口接近8亿，是美国人口的两倍都不止。我们简单查看一下20世纪亚洲六国的人口规模，其中两件事情十分引人注目。其一是它们的人口规模自20世纪中期以来曾惊人地增长：年，它们的总人口规模尚不足两亿，但到年，其总人口规模大致已增长了4倍，这相当于以整体2%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65年。接着，六国整体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近3%的顶峰，但现在却已降低到1.5%以下，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其二则是增速放缓的原因。首先，死亡率陡降，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例如，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30年里，韩国人的预期寿命从不足50岁上升到了70岁左右。自年以来，无法活满1岁的韩国婴儿比例从‰降到3‰。同一时期，普通韩国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从6降低到了不足1.25。这让韩国也产生了日本曾经历过的人口问题，自年以来，韩国学校里的儿童数量几乎减半。亚洲六国的其他国家尽管不如韩国繁荣，但也遵循了类似的人口模式。例如，泰国人的预期寿命仅比美国人少4岁，并且孩子数量更少。（在20世纪50年代，泰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美国人少了近20岁，生育孩子数量也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泰国的少子化趋势越发普遍，城市地区尤其如此，而且似乎也受到亚洲其他地区的女性解放运动的驱动。《曼谷邮报》报道了54岁的瓦拉颇和她29岁的侄女梅在一间咖啡厅的对话。这位阿姨宣称：“我有房有车，还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夫复何求？我的生活是完整的。”她的那位有伴侣但没有孩子的侄女以类似的口吻说道：“养孩子太贵了……如果无法给予我的孩子最好的照料，我宁愿一个都不生。”自年以来，韩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经从20岁倍增到40岁，联合国预计到年这个数字会达到50岁。作为一个较为贫困的国家，泰国也不甘落后。尽管该国近年取得了一些经济进步，但其人口进步的进展更快，以致它可能成为诸多未富先老的国家之一。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浪潮都在亚洲全速翻涌，近几十年里，它又在这个地区戏剧性地退潮了。就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人未能在人口大规模转型的初期独享这一进程一样，它们在后续阶段中也同样如此，因为后来较小的家庭规模会造成更为老龄化以及最终不断萎缩的社会。至少就目前而言，东亚还享受着和平的好处，并且其中多数国家高度和谐的社会状态与其渐趋减少的人口有关。就预期的稳定性而言，这是个可疑的权衡，而在人口浪潮过程中并不位于前列的国家（例如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则尚未体会到这一点。第九章 中东和北非：政局不稳的人口学年12月17日，27岁的水果摊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突尼斯街头自焚，以抗议他在谋生时遭遇的腐败官僚行为。他的愤怒和沮丧在一个上百万人面临同样挫折的地区引起共鸣，从而引发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这是一系列针对令人绝望的政权发动的满怀希望的反抗。尽管这一行动成功地推翻了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国的政府，并严重挑战了叙利亚和巴林的政权，但随之而来的并非人们期待的民主化或自由化进程，而是混乱和内战等杂乱无章的秩序。阿拉伯之春可能已经结束，但它产生的不稳定性仍在这一地区蔓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布瓦吉吉的抗议引发的事态及其发展标志着一个严重的断裂，即中东和北非因老龄化和一直当权的统治者而瘫痪，包括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不用说还有从摩洛哥到卡塔尔的王室——在内的统治者在缺乏民主问责的情况下，统治国家数十年。人口因素肯定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从大西洋沿岸到海湾地区的政权常常安稳地凌驾于其民众之上，同一批垂垂老矣的君主或总统长期统治着这些地区，底层社会正迅速老龄化，这种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特征来自人口方面。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比也门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于年上台时，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包括南也门，当时他还没有统治此地）为万。到年他被驱逐的时候，当地人口为万。在20世纪90年代，也门人口不可思议地以5%的年增长率增加，以这个速度，某地人口可在一个世纪内增长倍以上。（例如，如果德国人口以这个速度增长一个世纪，其人口规模将比如今世界总人口还多。）这纯粹是通过自然原因，即出生人数超出死亡人数而实现的。也门并未成为移民向往的目的地。（离这一目标还差得远。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曾经落后，如今仍是如此，甚至到最近才出现成规模的外迁移民，因此，其国民一直“贫而不能移”。跨国移民，特别是跨洲际移民，仅在一定程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开始实现后才能真正展开。西西里农民和俄国犹太人19世纪末涌入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也门的人口增长水平19世纪的英国人口规模也仅为其4倍。年，也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仅为14岁。虽然也门向来是这种超负荷人口趋势的极端案例，但它仍体现了所在地区发生的变化。年，埃及人口规模不及德国的1/3，如今，埃及人口规模已超过德国。这个地区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不足30岁，而像苏丹和伊拉克等国则低于20岁，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年龄中位数增长迅速。如此惊人的人口变化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还很复杂；这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我们难以设想人口层面的年轻和活力未能以某种方式在各种事件中留下印记。一个国家无法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保持一成不变，它的年轻人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影响事关正义的一切。至少在现代世界中，专制制度无法稳坐钓鱼台，也无法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一直凌驾于民众之上。UNPopulationDivision,Revisions.人口振动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中东地区的战争和饥荒也会造成人口减少，而好的年景又会带来人口增长。然而，唯当现代化进程在此展开时，人口才能踏上一条可辨识的道路，而非某种随机发展。尽管中东许多地区到“一战”结束时结束了土耳其的统治，但欧洲各帝国也在不断扩张，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了埃及和北非，德国人则对奥斯曼帝国影响日深。欧洲人的占领和控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人口转型。与其他地区一样，此地的数据可能并不完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始于年，并不比英国和美国晚多少。奥斯曼帝国的很多记录都有局限性。这通常是由于收集数据的目的在于评估可为部队招募的兵力，所以专注于男性穆斯林，因为只有男性才会被招募。这些数据通常是在几乎没有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编制的，从而产生了交叉性问题。尽管如此，早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确实至少提供了一个划定人口评估基准的有用基础。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统计因其边界持续变动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多数时候是在收缩的。土耳其人受到新兴的巴尔干基督教民族的攻击，例如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希望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也希望从俄国对高加索地区永无休止的压迫，从英国和法国扩张的帝国，以及从意大利人手中最终获得独立，他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基于年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其间的领土范围大致相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在这期间从万增长到了2万，年均增长率仅为略低于1%的水平。相比之下，尽管英帝国的大量人口外迁到了北美和英属自治领，但英国在整个19世纪的年均增长率都保持在了1%的水平，而奥斯曼帝国似乎是在大规模移民的帮助下才达到这一增速的，特别是来自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移民，多达万穆斯林在20世纪早期逃离了这些地区。这些难民试图避开俄国和新兴的巴尔干国家等基督教势力的领土扩张，后者会采取如今所谓的清洗政策，难民们会跟随奥斯曼帝国军队撤回到帝国日益萎缩的领土范围内，这有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对待境内的基督教徒通常要好一些，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更糟。“一战”时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就覆盖了安纳托利亚东部超过万亚美尼亚基督徒。不久之后，新政权也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希腊人实施了类似的杀戮、驱逐和强制同化行为，这是对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希腊人的野蛮入侵行径的某种回应。穆斯林从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涌入奥斯曼帝国时，北非发生了另外一种移民浪潮，即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先是到达了被法国征服（始于年）的阿尔及利亚，然后涌入突尼斯，接着法兰西帝国再次将其纳入版图。到年，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已超过50万，其中40%并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来自南欧国家。到年，在突尼斯的欧洲人已超过20万，其中多数来自意大利。正如在美国内部和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一样，当时不断膨胀的欧洲人口可能会对这个地区造成必然且不可逆转的民族与人口结构转变。然而，与南非类似，情况并非如此。从人口的角度讲，欧洲人来得太少也太迟，他们遭遇了当地人口旋风的初次萌发，后者的数量也在增长。年，阿尔及利亚生活着万欧洲人，这个数量与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入侵时的原住民总数大致相当。然而，此时穆斯林数量已增长到万。如今，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仍遭到广泛抵抗，并且理由正当，就像人们看待奥斯曼帝国之于巴尔干半岛更长时间的影响一样。但欧洲殖民主义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在于刺激了当地的人口膨胀，这些人口最终被证明是殖民主义的掘墓人，其创造的人口环境让欧洲的统治无法继续。到21世纪，阿尔及利亚几乎没剩下欧洲人，而法国境内却生活着大量北非人口。这并非法国当时占领时所期望的结果，当时的欧洲人似乎所向披靡。当然，许多因素都曾促使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的统治，但我们难以想象，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殖民人口在面对当地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统治下去——这对阿尔及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来说都是如此。我们难以给出欧洲帝国意志的丧失、殖民地人口增长的信心与其人口转变之间的直接关联，但间接证据却有力。“一战”后，欧洲列强不仅掠夺了殖民地，国际联盟还授予它们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这更可能与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相关，而非仅仅事关人口因素。然而，对战后欧洲的仔细观察表明，帝国的情绪出现了变化。在这个阶段，中东和北非社会的人口转型才刚刚开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尽管随后死亡率的下降会推动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仍然会受到传统上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北非—年发生的饥荒造成了30万人死亡，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定期暴发的疾病则让阿尔及利亚年均死亡率从低于20‰上升到35‰以上。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设定的时期就是战争之后不久的阿尔及利亚，尽管它可能与很早之前的霍乱暴发有关。不过，瘟疫不应该完全被认为是过去的事，就在年，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就至少发现了10例黑死病病例，此地刚好是加缪的小说设定的小镇。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也很好地说明了此地这个时期的人口动力机制仍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埃及年的人口规模很可能并不比该国年时更多，甚至也不比公元纪年开始之时（三四百万）更多。然而，其人口规模在19世纪增加了两倍多。人们在很早的年纪就结婚了，20世纪30年代，16～19岁结婚的姑娘占比接近1/3（在这10年间，这一比例约为西欧的5倍），而出生率则持续保持在40‰以上。死亡率会波动，而且仍然会定期受到霍乱暴发的影响，但这些事件的影响正在减弱。由于人口饮食、住房和卫生设施不良，当地健康水平仍然很低。然而，即便现代化带来的有限且基本的影响，也足以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并未经历实质性流入和流出移民潮的埃及人口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翻了一番，这意味着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这一速度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类似。从20世纪中期起，此前零散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变得更加一致、统一和强劲。人口浪潮正在蓄积力量。普通民众的物质条件充其量仍旧很薄弱，但此地交通、教育和医疗设施的逐步改善与别的地方并无二致。结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英国首次出现的模式又得以再现，随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复，尽管后来的速度要快得多。与以往一样，婴儿死亡率是当时情况的良好指标。就整个北非而言，这一指标在—年间已从20%下降到3%以下。同一时期，在也门这个中东和北非最贫穷的国家，这个指标从1/4下降到了1/20以下。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例如，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利比亚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左右增加到了70岁出头）。在发生人口转型的典型国家中，生育率首先得以提升。通常，伊拉克和沙特女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都保持在平均生育6个孩子。其结果与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模式一致，即人口规模的膨胀和社会的极端年轻化。同一时期（即上文提到的—年），尽管大批人口移居法国，但年时埃及的万人口正快速接近1亿大关，而同期阿尔及利亚的万人口则已增加到万以上。简而言之，人口规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增加4～5倍已成常态。正是这种现象成为人口旋风的核心，即后来的人口转型往往更加激烈，并且会导致更快的人口增长，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在内的战后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增加至此前4倍的时间仅为英国的一半。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最后发优势”（lastmoveradvantage），它意味着率先完成人口转型的欧洲民族会在数量上被后来者超越。然而，与其他地方一样，此处人口浪潮的威力也开始消退了。随着中东社会的城市化和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其生育率也急剧下降。如今的埃及女性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非20世纪70年代的6个。利比亚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时会生育7.5个孩子，如今则不到2.5个。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甚至也门女性的生育率也已经降低了一半。然而，生育率下降的奖章属于伊朗，伊朗的生育率从伊斯兰革命初期的6以上降低到了20年后的2以下。这些成就——持续走高但接着骤降的生育率、延长的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规模暴涨，以及对所有这一切意义的理解——不仅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撼动着中东和北非的发展势头，而且也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伊斯兰教、石油和政策：中东和北非人口的生成生活质量的初步改善会对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最初生育率居高不下，但是最终随人口的城市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人们可能会期待中东的人口转型与西方和亚洲类似。然而，一些基本的差异和特性让中东的故事与众不同。人们一定会认为伊斯兰教起了关键作用。很多时候，在穆斯林人口与非穆斯林比邻而居的地区，或者在非穆斯林占主导而穆斯林占少数的国家，穆斯林的生育率会相对较高。晚期的苏联，以及个别时期的巴尔干半岛、以色列和东南亚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印度也是如此，当地穆斯林的出生率向来比印度教徒高，而就整个南亚而言，巴基斯坦的出生率已经超过印度，这一点显而易见。西欧那些接收了众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伊斯兰社会以及伊斯兰教给人的印象经常是，其内在地具备支持多生多育的因素。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人在20世纪头10年就曾担心德国人天生生育力强，并且很可能产生无休止膨胀的人口规模。同样，这也让人想起德国人对同一时期的俄国人，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斯拉夫民族的类似看法。如今，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已位于所有大国中生育率最低之列：事实证明，两国都不会永久性地多生多育。因此，尽管世人明显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目前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特点会永久持续下去，但人口统计常常带来意外——某个民族既不会一直多生多育，也不会一直不生不育。文化也是如此，至少不会一成不变。当环境改变后，人口结构也会产生变化。因此，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文化一样，其内部并不存在支持高生育率的因素。有时候，伊斯兰当局会反对生育控制，例如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的德奥班迪强硬派就是如此，但这只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遍性规则。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哪个重要宗教权力机构像罗马天主教会那般对生育控制进行过全面禁止（尽管天主教徒实际上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些禁令）。事实上，早在年，埃及的大穆夫提（GrandMufti）通过的一项允许使用避孕药具的裁决，就反映了人们对人口增长的早期忧虑。然而，伊斯兰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不愿让女性受教育，以及女性识字水平相应较低的情况都与高生育率相关。在非婚生育非常罕见的社会中，未进入婚姻的女性意味着一定比例的无子化情况。在施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女性不婚以及因此无子的概率也会相应降低。就像在伊斯兰世界多数（绝非全部）国家中一样，女性早婚往往会导致高生育率；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仍旧较低。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地的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不及埃及的1/3。这是高生育率的另一个相关因素。因此，与伊斯兰教本身比起来，鼓励多生多育的因素更可能与伊斯兰文化相关，这可能解释了很多地方的政府在宣传计划生育方面缓慢而迟钝的努力。以埃及为例，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仅有1/10的已婚女性曾参与过计划生育临床实践课。在这一时期，这仍是获取避孕药具最为常见的方式。然而，一旦政策被采纳，就会非常有效。伊朗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已为世人所注意，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但一定受到了国家层面的推动。事实上，伊朗是个有趣的研究案例。年掌权的霍梅尼起初支持多生多育，而且也基于自身意识形态坚持这个立场。伊朗国王的计划生育方案部分被终止，随着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政府允许的结婚年龄降低了。原本就很高的生育率也略有上升，到80年代结束时，毛拉们已经开始对不断膨胀的人口增速有所警觉。教令也确认了生育控制的可接受性，同时还重新引入了计划生育方案并将其加以扩展。国家支持的首个避孕套制造工厂也在中东建立起来。结果是戏剧性的，当地生育率到21世纪初的时候已降至2甚至更低。现在，伊朗政府开始改变主意了，其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宣称，他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充满恐惧”。他正在推动一项提高出生率的14点计划，其中包括免费的产房、更长的产假，以及终止自由切除输精管的手术并将其列为非法。然而，随着女性识字程度的提升，以及更高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政府彻底扭转政策是否会对伊朗女性的抉择产生实质性影响仍有待争论。最新的联合国数据显示，伊朗人的生育率并不比俄罗斯高多少，位于更替水平以下，并且在不断下降。伊朗的城市青年避免成为父母的故事体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一位德黑兰的中产阶级女性抱怨道：“如果我放弃自己的工作并生儿育女，我们如何才能租得起一间房子？”一位临近毕业、对政权不满的大学生控诉道：“我不想让孩子来到这个‘地狱’。”另外一位承认自己曾两次非法堕胎的女性说：“我们在不要孩子这件事上是认真的。”然而，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担心，似乎还有来自文化方面的担忧。在将早婚和生儿育女与保守主义、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联系在一起之后，年轻的伊朗人就与日本的同龄人很像了。似乎伊斯兰社会也难免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众人的生育选择更多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而非纯粹的物质条件，很多人完全避开了父母的身份来优先考虑其他项目。虽然近年来北非地区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甚至还有所上升（例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但是，不仅伊朗的生育率下滑惊人，黎巴嫩也是如此，此地的生育率在1.75以下，甚至低于伊朗。整体而言，宗教因素在这里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整个中东地区，基督徒的生育率往往低于穆斯林，而黎巴嫩仍然是该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近年来，此地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结婚年龄的上升和使用避孕药具的增加有关；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与此相关，尽管这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依旧很低。城市化也起到一定作用。该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并无特别之处，需要解释的是它的延迟。除了宗教和政府政策，海湾地区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石油矿藏带来的好处在这一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但它甚至也为石油大国以外的人口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而这可能支持了该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生育率。石油大国的人口模式不同寻常。它们的生育率往往很高，但会不断下降（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该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从7以上降到了3以下），而质量相对较高的医疗保障则维持了较长的预期寿命（以阿联酋为例，当地预期寿命自年以来从低于45岁上升到了75岁以上）。人口方面最令人惊讶的则是移民的涌入，他们多数提供了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例如，卡塔尔的人口规模从战后的2.5万增长到万，这一数字并非由不可能的高自然增长率实现，而是靠劳动力的迁移而实现的——卡塔尔原住民不足20%。虽然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力量——死亡率下降，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持续走高的生育率——随处可见，但它们在这里的实现方式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人们可能会说，这一地区的上述因素比其他社会具备更多的“外因”，并且经常通过西方的援助计划或者最终经由石油繁荣援助而实现区域内人口迁移。如今，由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援助，埃及在一定程度上能养活自己的人口了。如果没有这些资金和外部提供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计划，我们很难看出埃及人如何能将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70多岁。这造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人口脆弱性，它有效提升了自身人口的数量，而在其他方面也有其独特性。这意味着，如果油价暴跌到沙特阿拉伯削减其资助的程度，或者埃及与美国关系恶化，埃及的人口就会面临危机。而到目前为止，发生在地中海区域的移民潮则可能最终被视为即将发生之事的预兆。地中海沿岸的上亿饥饿而绝望的埃及人会为欧洲带去前所未见的移民危机。人口压力与内部崩溃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注重因果决定论。无论要达成何种国家政策，人口都不是一个外在因素，即从外部对社会施加单向影响。相反，人口发生于社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也反过来塑造环境。然而，从人口模式到世界的运作，以及所有事件以何种方式展开的这一进程中，都可以找到因果决定的痕迹。尽管人口浪潮并不决定历史的进程，但会塑造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人口规模会造成不同的历史结局。人口并没有在中东和北非的社会、经济败局中“独善其身”，相反它成了许多地方政治溃败的诱因。政权的溃败和内战更可能发生在人口年轻且增长迅速的地方，尤其是人口变化未能成功地赶上经济变化，以及缺乏能带来社会富饶的机会的地方。中东和北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政局不稳、缺乏民主和人权、社会经济发展失败等方面。石油大国能为其人口提供高标准的生活和公共健康服务，但即便在这些地方，教育程度和人口生产力也很低下。这个地区的缺点和失败需要加以正视，但在这样做并引发敏感态度之前，需要做出三点说明。首先，该地区的缺点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人口，尽管这并不是说存在某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尝试植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做法显然都已失败。其次，尽管我们很容易就对当地盛行的阴谋论置之不理，但不能否认，外部干涉（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很频繁，而且常常无益。最后，将这个地区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宗教文化也是错误的。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伊斯兰教曾支撑起最具创新力和繁荣的社会。该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按人均计，一些我们讨论过的国家位居世界最富之列，这完全得益于石油等资源的出口。多亏了天然气出口规模和相对较少的人口，卡塔尔的人均收入才能位居世界最高之列。然而，这片地区的成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国民收入来评估。而且，即便单从经济学角度看，阿拉伯世界也没什么可夸耀的。在石油价格飙升之前的年，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及西班牙一国。土耳其近年来取得了更多的经济成就，但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与国际社会对抗以及由此产生的制裁，伊朗的经济发展受阻，直到最近才稍微缓和。将大规模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得来的收入的偶然性纳入考虑的一种经济分析法，是将一国人类发展状况与其他收入类似的国家进行比较。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无论贫穷还是超级富裕）在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其人类发展水平都表现不佳。用于此类比较的人类发展指数会强调教育、健康和收入，它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从个体指标看，也会得出同样的图景。首先，无论是因为普遍失业还是仅仅由于女性就业率低，当地职场参与度很低。该地人口就业率为46%，这让阿拉伯国家在这个指标上世界垫底。本地人均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也门则仅为2%，这是生活水平低下的标志。可能有人会反对说，这是一个干旱的地区，因此，可预期的用水量本就很低，但干旱气候下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功解决，例如美国西南部（即便不是很持续）和以色列（可持续程度更高），它们的办法是保存、循环利用和脱盐等。如果用水不安全是个问题，那么粮食不安全同样如此。这个地区整体的谷物进口占比超过其供应量的一半，而世界整体水平为15%。这让中东和北非成了世界上最难供给自足的地区之一。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埃及曾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但现在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来养活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埃及无法自给自足不仅在于仍在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还在于低下的农业生产力。在教育方面，阿拉伯世界也仅取得了些许进步，女性教育方面尤其如此。尽管在扫盲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21世纪初阿拉伯国家女性的识字率仍远低于东亚和拉丁美洲等地。这反映在女性和男性的职场活动比例上，中东地区的这一比例世界最低。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少有阿拉伯机构取得学术成就。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4所以色列机构进入世界前名，而阿拉伯仅有一所机构达到这一水平。年的数据显示，埃及“常被引用”的学术论文数量是以色列的2‰，即便在石油财富支撑的科威特，常被引用的论文数也不及以色列的1/7。与以往一样，本地区积弊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人口。在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许多地方，石油已成为一种“诅咒”，它培养了一种寻租文化而非企业家文化。国家掌控相对简单就能获取财富的重要来源（比如石油），那么最有利可图的致富方式便是尽可能在靠近海槽的地方谋个职位，而非干一番事业或者提供具备实际价值的服务。接着，腐败文化往往会渗透到社会内部。中东和北非经常会陷入大国竞争的交锋之中，冷战期间尤甚，支持专制政权的外部力量早就准备好押下自己的筹码。从其内部寻找解释的时候，不可否认，中东许多文化中对待女性的态度已经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在不允许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社会也鲜能繁荣发展。而在没有男性的批准女性就不能离开家门或独自驾车的地方（沙特阿拉伯直到最近仍是如此），世人难以想象女性如何实现自我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也和人口相关。人口和人类进步的表现向来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做主。逆势的文化潮流很可能会陷入困境。虽然这个地区的人口特别年轻，而且人口增长异常迅速，但其他具有相似人口统计特征的国家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例如中国的人口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仍在迅速增长。的确，在适当的环境中，膨胀的人口可能成为经济优势。尽管如此，上文提到的一些困境至少部分可以明显归因于人口压力。其他国家已经解决了自身的用水问题，但由于人口较少，中东地区现有的水源压力将不那么严重。同样，毫无疑问，农业生产力本可高出许多，但就其目前相对于可用空间的水平而言，如果人口少一些，每个人获得的食物就多些。教育失败有很多根源，但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学校和大学的需求也位列其中。同样，尽管人口增长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但在市场、贸易和教育等其他系统失效的地方，人们更是难以在劳动力增长如此迅速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而在教育程度低且缺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将持续增长的人口有效纳入劳动力市场也同样困难。年的联合国报告估计，0万6～15岁的阿拉伯儿童无学可上。目前看，当这些受到影响的儿童都长大成人后，我们难以看到他们如何能够融入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之中。鉴于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自混乱以来遭受的破坏——尤其是叙利亚，当地上百万儿童无法上学——如今的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目前讨论的国家有着极高的抚养比，即劳动年龄以外的人口与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这一事实也不会对其经济表现有何助益。而由于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了高抚养比，这些国家的情况往往是数量庞大的年轻人需要照料和教育投资。原则上，中东地区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应为其人口提供创造经济进步的机会，因为当地抚养比会从年的90以上降低到年的60（估值）以下。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常常被认为出现在儿童数量相对于劳动力人数不断下降的地方。这可能是土耳其经济崛起的部分原因，也被视为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再次强调，我们难以分辨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通常正是那些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的国家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而原因总是无法与结果割裂开来。然而，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力得到释放，用于资本投入的资金也更多了。不过，这些因素仅在经济体能够吸纳女性劳动力、社会能够接受她们参加工作，以及法律公正、治理结构和政治秩序稳定，从而能够吸纳资本注入经济体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而就阿拉伯世界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口的膨胀”向来与高失业率相伴，这是社会混乱和暴力事件频发的隐秘原因。就中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该地区的人口问题本身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失败引发的。尽管生育率已有所降低，但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仍居高不下，而且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小幅反弹，在过去10年左右有所上升。避孕药具还远未普及。摩洛哥2/3的已婚育龄女性会采用避孕措施，伊拉克的比例仅为1/2，苏丹则不到1/10。如果说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遭遇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败，其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能从统治该地区、剥夺其民众大部分民主权利和人权的专制政府上看到这一点，而且还能从更近一些时期当地部分政权的崩溃，社会陷入混乱和内战的状态看出来。该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但甚至在目前这一波不稳定浪潮完全形成气候之前，该地爆发的武装冲突就占据了世界的1/5。这个描述并非在推脱责任，其中已有大量通行的解释，也不是在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而是旨在说明人类冲突起源于人口因素的程度究竟几何。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相比，本地的政治失败可以说相当明显了。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年的指数，这个地区，除以色列之外的各个国家，不是被归于“不自由”一类，就是被划入“部分自由”之列。此地多数国家徘徊在专制政权的压榨、混乱以及内战边缘。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也门、利比亚、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权威能覆盖其全境，而近期高度不稳定的局势也对埃及和巴林造成了影响。这片地区几乎完全缺乏民主，尽管土耳其可被看作部分民主（或者直到最近仍是如此）。专横的统治和无政府的崩溃状态似乎是这个光谱的两极，但前者可看作后者的前奏，朝向稳定和民主的进程则为第三阶段。根据这个模式，长期处于独裁或专制统治下的国家不太可能或难以直接走向稳定和民主。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段时期的国内冲突和暴力阶段似乎难以避免，但这可被看作向理想终点的过渡，而非单纯地陷入混乱。这是对阿拉伯之春的乐观解释。然而，在这一点上，鲜有阿拉伯国家可被视为真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摆脱混乱，进而走向自由、民主秩序的阶段。事实上，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似乎已经凝视过深渊，并且退回到了原来的状况。（突尼斯可能也是如此，尽管说它是个例外还为时尚早，如果它的确属于例外，则纯属罕见。）人口因素可能会无可避免地促成这种散乱的政治图景，就像它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败所起的作用一样。大量证据表明，不稳定、冲突和人口趋势之间存在关联，普遍的共识是“年轻人口的膨胀”与政治暴力风险的增加相关。在10～20岁青年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方，发生内乱的可能性更高，而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些地方（比如日本和德国）也最有秩序。这并非巧合，一些人口年龄最年轻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属于冲突分裂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阿拉伯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如此多的暴力和冲突的中心也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此类冲突的爆发似乎只能通过极端严酷的政权的压制才能避免。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一地区的内部压力，但也常常会导致问题向外转移。因此，尽管人口数量并不能充分解释混乱状况，但它却无可避免地与之相关。如果没有年轻人，并且其人数并未扩张，那么中东和北非如今的暴力景象几乎不可想象。正如“一战”的爆发——一场工业规模的屠杀——在欧洲此前半个世纪没有经历大规模人口膨胀的情况下不可想象一样，纽约的“9·11”事件、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事件，以及从也门到叙利亚的暴力事件，至少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中东地区此前几十年人口爆炸的产物。—年间，这个最不稳定的地区的年人口增长率几乎比世界整体水平高出一倍。年，阿拉伯中东地区15～24岁的人口比重与世界整体水平一致；30年后，前者比后者高出了1/5。尤其特别的是叙利亚内战，除了可被看作政治或宗教冲突以外，它也可以说是一场人口冲突。在年从法国治下独立出来时，叙利亚仅有万人口。60年后的内战前夕，其人口规模已超过万。这种人口爆炸的原因已为人熟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畸高的生育率。人口增长的影响不那么容易追究。然而，当叙利亚在21世纪初遭遇干旱时，曾有数十万人离开乡村前往城镇，特别是去往大马士革，人们在这里的郊区能找到条件尚可的住处。怀有疑虑的政府从中阻挠，在考虑到多数移民都来自逊尼派为主的地区以后，政府的行为就越发可疑了，这逐渐改变了大马士革等城市的人口结构，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主要以少数派（比如基督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为主，他们倾向于支持复兴党政权。因此，在首都被贫穷且受到忽视的多数逊尼派占领的郊区包围后，最强烈的反叛条件成熟了。尽管很多人试图将随后的冲突归因于全球变暖（气候条件的确占据一席之地），但如果叙利亚人口规模在此前几十年中并未迅速增加，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与前文所描述的一样，因果关系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叙利亚内战，反过来内战也影响了人口发展。粗略地看，叙利亚1/4的人口都外逃了，另有1/4的人口流离失所。有人控诉政府试图改变某些地区的民族与人口结构的均衡局面，从而减少逊尼派的影响。与此同时，尽管生命的逝去令人震惊，但这些生命（不同于移民）并未在统计意义上对叙利亚人口结构造成重要影响。估计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叙利亚死亡人数会达50万，但这仍意味着叙利亚人口近期以来头一次经历人口增长。这些无一解除了个人的痛苦，但它的确展示了解除之道，正如“一战”时期的欧洲或者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一样，当时的人口浪潮火力全开，哪怕最恐怖的屠杀行为也只能延迟而无法阻止它。快速增长的青年人口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上比较边缘化，无法参与全球经济之中，因而是不稳定的根源。正如一位致力于约旦青年项目的女性所言：“年轻人面临越来越难以获取教育和经济的机会，参与到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的机会也很小。他们被进一步推向阴暗之所，体会着无权和挫败之感。”在经济未得到发展的地方，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极其困难。年，34%的毕业生失业，相比之下，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的失业比例仅为2%。失业的毕业生通常住在城市，而且有可能成为活动家，他们更可能造成政治破坏，而不是成为未能充分就业的农场工人。虽然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社会保守主义观点，但很多人正在发起反抗，尤以女性为甚，她们的挫败感会因为享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后来却在社会和职场中饱受歧视而加深。沙特阿拉伯最近放开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受过教育的女性仍为需要寻求父亲或丈夫的许可而备感受限：“即便我需要用钱，他也不会允许我工作……他不允许我和我的母亲一起旅行。”虽然中年人和老年人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但年轻人更有可能表示反对，当年轻人口大量存在的时候，这种态度就变得重要了。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已经将他们的挫败感转向内部——正如年以来政局不稳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情绪也在向外释放，随之产生了向欧洲移民的巨大浪潮。这些人不仅来自阿拉伯世界，也来自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后者同样面临类似的政局不稳问题：当地快速增长的潜在新成员涌入就业市场，但机会却有限。年，超过35万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进入欧盟，来自阿富汗的则超过15万。而在这一年的最后3个月里，就有近50万人寻求德国的庇护。这种具有深刻人口根源的趋势会对欧洲的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满是想要经由巴尔干半岛去往德国，或者渡过地中海进入意大利的人群。这些移民几乎总是来自人口年轻、生育率高的国家，而且总是前往老龄化、生育率低的国家。移民的原因有很多，而且他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要去往的地方也不同。但不变的是，多数移民都很年轻，他们总是离开机会并未放开的年轻社会，或者那些同辈人口规模太大而导致过度竞争的地方。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对整个世界都变得越发重要。年，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15%；到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3%左右；而到21世纪中期，这个数字预计会增长到接近30%的水平。如果成真，这将使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规模接近信仰世界最大的宗教基督教的人口规模。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冲突的人口学从年底遍布中东北非地区的反抗活动爆发以来，世人往往从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居（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待中东范围内的冲突。例如，南非主教戴斯蒙·图图就于9年主张，除非巴以冲突得以解决，否则，你可以放弃其他所有问题。你可以放弃核裁军，可以放弃赢得反恐战争，你可以放弃这一切。你可以以某种友好的方式彻底放弃关于我们的信仰的一切希望。这，这，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它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建议在当时受到高度质疑。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冲突席卷更大范围的中东地区时，这一建议看起来更难得到辩护了。至少，这场冲突在西方得到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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