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庆元年(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这一请求得到明政府的允准。此次开放海禁，并非敞开大门，毫无限制。商人若要下海贸易必须申请引票，而且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等方面，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最明显的是对日本的态度。严禁对日本贸易是一条最大的错误，大大妨碍了生丝、瓷器、中药材的出口。
万历时，明朝的湖丝多由闽浙商人与西洋番舶贩运至吕宋。日本人不能与中国直接贸易，只好转向吕宋采买，但价钱昂贵。大约在这时，葡萄牙人利用日本不能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机会，他们每年在贩卖中国丝绢于日本这宗生意上，就可获利达万两。这次开放海禁，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毕竟是打破了自明初以来的海禁政策，使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又使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海禁开放后，沿海贸易非常活跃。这时沿海的贸易港主要是福建的月港与广东的澳门。葡萄牙商人独据澳门，开辟澳门—果阿—里斯本与澳门—长崎两条航路，转贩中国商品。从澳门运往果阿的商品主要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仅万历八年至十八年，每年输往果阿的生丝达余担，约值银24万两。向长崎贩运的中国商品，其贸易额更为惊人。日本是个产银国。早在足利幕府末期，在石田、但马、佐渡、甲斐、伊豆等地场开采银矿、开采白银的技术也较高，用吹溶的方法使银与矿渣分离，称“银山银吹”。至万历年间，石见、佐渡、秋田三地矿山产银甚多。因之白银已成为日本的主要硬通货。
当时日本国内急需中国各种货物，而且价钱非常昂贵。如丝，“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丝绵，“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红线“每一斤价银七十两”。“水银“每百斤卖银三百两”。针“每一针价银七分”。铁锅“每一锅价银一两”。川穹“一百斤价银六、七十两”。中国古钱，每文价银4两。由此可知，日本主要用银来买中国货。
当时日本的白银不仅由到长崎的中国海商运回中国，也有通过萄葡牙商人间接流入中国的。葡萄牙商人将日本银运到澳门，购买中国丝绸等货，再转运至日本。故日本流向澳门的白银也大半输入中国。矢野指出:“他们(葡萄牙人)每年在贩买中国绢于日本这宗生意上获得的银，年额达二百二十五万两，以充作他们购买中国货往欧洲的资本”。
“据估计，万历十三至十九年(年一年)间，葡萄牙人每年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约值六十至一百万克鲁沙多。万历末年，有时每年高达三百万克鲁沙多(葡萄牙银元，每一克鲁沙多约合白银一两)”。同时，有许多中国商人留居日本，分布于筑前、博前、长崎诸港。据天启五年，明政府兵部题陈:“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楼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日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迹姓名，实繁有徒，不可按核。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这些现象都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间贸易的频繁和商业的发达。
另一个更重要的贸易港是福建的月港。嘉靖四十四年（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了月港—马尼拉—墨西哥阿卞普鲁可之间的横越太平洋航路。通过这条航路，美洲的白银大量运到吕宋，再流入中国。当时南美洲是世界上著名的产银地。西班牙人于15,16世纪抵达那里后，大规模开采。其中仅秘鲁南部的波多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银矿，据西方历史家的记载，自天启四年至崇祯七年(年一年)该矿每年平均产银5,,西元。自嘉靖二十四年(年)发现后，至乾隆五十四年(年)，该矿所产白银，共值,,镑。17世纪末叶，墨西哥银矿的开采，成为全世界产银最多的地方。
西班牙人每年从南美洲运出大批银元到吕宋购买中国商品，使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菲岛史料汇编》中也可以找到大量有关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如万历十四年(年)一位西班牙官员给国王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说:“许多白银和银币都运到那里(马尼拉)去交换中国货物，这些银子虽然若干乃留在菲岛，但其余全部都为中国大陆运货到那里出售的华商运走。”万历二十五年(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
万历二十六年(年)，马尼拉大主教在给腓力伯的信中也说:“每年由新西班牙(美洲)运来的百万西元的银币，都违反陛下的命令，全部转入中国异教徒之手。”据估算，万历十四年(年)以前每年约输人30万比索，是年达50万比索;万历二十六年(年)前后每年增至80至万比索;万历三十年(年)前后每年骤增至万比索;万历三十二年(年)更达到万比索以上。另外，葡萄牙人每年从欧洲和印度运往澳门的白银，也有20至万比索。。日本生产的白银，每年约有五、六十万两至余万两，经葡萄牙人运往澳门而流入中国。。据梁方仲估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年一年)的72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
白银的大量流入，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明朝赋役制度的改革。明朝赋役货币化的倾向，早在宣德已出现，一直拖延到嘉靖后期，才进人赋役货币化的大发展时期。但全国性的完成工作还是在万历年间进行的。万历九年全国普遍推行一条鞭法，每年赋税的总征银量达万两以上。其次，白银成为全国性的流通货币。明朝建国，朱元璋为保证宝钞的流通，禁止使用白银。永乐以后政府屡次下诏严禁银的使用。直到英宗时，才有“弛用银之禁”。虽然明政府允许民间用银，但由于我国白银产量不足，无法满足货币流通方面的大量需要。
从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年一年)的年当中，全国征收银课总额为两，按明朝每年的银课约等于当年银产量的30%。由此推算，明朝正德以前全国每年产银量在30万两上下。这个数字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明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需要大量的银，所以当时发生“银荒”。于是在嘉靖年间，政府竭力开采银矿。万历年间更为了克服财政危机，甚至派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银两，共进银也不过五、六百万两。结果是天下骚动，得不偿失。正当国内缺银之时，国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适时地解救了中国的银荒，使白银真正成为主要货币。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个划时代的变化。
白银在推动我国的商业发展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海商从吕宋运回墨西哥银元，马上流通到东南沿海市场上。在福建“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在苏州，“富商大贾数千里笨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在松江、太仓等棉布产地，“闽广人贩其归乡者，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万计”。内地商人也腰缠万金来广东采购铁货。霍与瑕曾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
隆庆时期实行海禁开放政策，对中国商人参加国际贸易无疑是一次机遇。于是海商大规模出海贸易，以中国的生丝、瓷器、丝织品、药材、铁器等货物，换回了大量的白银，不但解决了当时的“银荒”进而又促进了国内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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