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富豪比你聪明,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说，他那个时代的富豪是“生来富有的”，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

相比19世纪末美国的“强盗贵族”，今天的顶级富豪大多是实干的富豪。即便是那些从事投资或寻租的富豪也相当努力。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研究也发现，“即便在前0.01％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万美元）中”，薪酬也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算上资本利得收入，也要占64％。

顶级富豪的诞生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良好的早期教育

家境足够好

辛勤工作

足够聪明

运气足够好

这是让其他阶层群体的人们感到接近绝望的一点，顶级富豪比你聪明，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技术极客现象引发的精英教育狂热竞争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甚至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显得极为耀眼。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多。”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曾经说过。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的研究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年的0.上升到年的0.。”

生活在纽约、伦敦、旧金山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城市的中产阶层父母都察觉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狂热的追捧符合事实，如果能进入前1％的精英教育学校，孩子未来跻身前1％富豪群体的几率就更大。

出名要趁早，发财也是

史蒂夫·乔布斯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告诫毕业生，“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则发明了“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但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美国媒体调查发现，今生想要跻身前1％富豪群体，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经济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这个道理实际上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提出的。团购网站Groupon在IPO之前曾接到了很多职业作家的求职信，但人事主管表示，这些来自《华尔街日报》和《滚石》杂志的人思维方式已经僵化，了解新事物是不太可能的。

很多技术极客和热衷金融市场的年轻富豪，都是从大学宿舍开始就孵化出自己的创意和赢利逻辑的，并与同学、老师、同乡结成超级精英的圈子。

要当顶级富豪，“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

富豪的标志之一是“飞行时差综合征”，小说家斯科特·特罗将这群人称为“飞行阶层”，“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是这些“资本孤儿”的标配。富豪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

年，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翁征税，一封匿名长信在华尔街交易员中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里描述了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乔治·索罗斯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投资失误甚至会被索罗斯称为“罪恶”。

这并不是要你可怜超级精英，不需要的。科学研究证实了“权力有益于健康”的说法。超级精英“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成为一名交易员或首席执行官，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并稳拿‘金色降落伞’，还能享有私人飞机、家仆和医疗保险”。

“顶级富豪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唱和者笃信他们的使命并不完全自私自利。”“卡内基声称，像他这样的资本主义忠实拥护者和他们的竞争法则，‘对于人类的未来进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重要的’。”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相信，谷歌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挽救生命，比如，谷歌可以帮助搜索引擎用户挽救生命。这些富豪坚信，自己笃行的是解放神学，为人类集体利益而战，使命感会驱散他们的劳累。

巨富族群，自成一国

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解释说，顶级富豪参加的活动，包括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温布尔登网球周，这些都是本地活动，而今竟都成了全球活动，都是顶级圈子的人在参加。

“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来自美国的几所世界顶级商学院。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许多顶级富豪都在他们的祖国接受教育——记住，这是一个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子女几乎全在这些世界顶尖学校上学。许多富豪都让孩子趁早起步，把他们送进寄宿制学校，尤其是那些高贵的英国学校。”

顶级富豪经济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来自政府力量较强或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富豪，倾向于最彻底的全球化。而瑞典、摩纳哥、新加坡等国家则致力于为顶级富豪提供坚实的避风港，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亚当·斯密曾预言，当财富从地产转变为股份时，其流动性就变强了。他预计，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他们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最终将形成：“他（股东）在原先的国家要接受令人恼火的质询，缴纳负担较重的税收，他往往会放弃待在这个国家，而将他的股票转移至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他能更舒适地做生意，享受财富。”

为何热衷慈善

“超级富豪早就认识到，慈善不仅能使他们受到道德嘉奖，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甚至是不朽名声的途径”。“卡内基曾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们不是因炸药的发明，而是因他为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而记住他。”

今天的顶级富豪，不仅“热衷于‘开箱即用’和‘杀手级应用’这样的短语，他们最觊觎的地位象征不是游艇、赛马或爵士爵位，而是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通过积极管理的方式来体现发起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乔治·索罗斯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捐助项目五花八门，也不乏争议，如毒品合法化、中东欧的民间社团等。在此引导下，黑石集团创始人皮特·彼得森也拿出一亿美元建立了基金会，旨在减少美国赤字和福利补贴开支。“比尔·盖茨为他的基金会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才智，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抗击非洲疾病等事业中。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年秋天，捐赠了一亿美元以改善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保险和房地产大亨伊莱·布罗德成为对干细胞研究和学校改革的资助者。”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用商业逻辑解决社会问题，这些顶级富豪“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

“在顶级富豪的生活中，慈善也会带来压力，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决定具体资助哪个地方。如果你是个‘全球游民’，那么你是将慈善活动放在你的出生地，还是你生活的地方（如果能确定是什么地方的话），抑或是你生意来往最频繁的地方呢？也许正确的答案不取决于你的族群或情感的归宿，而是要运用同你进行商业投资时一样的客观逻辑，试图找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你能为那儿带来最大变化。”

“慈善资本家的抱负不仅仅在于转变慈善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意图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比尔·盖茨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说，盖茨基金会在博茨瓦纳进行了艾滋病药物的试验性研究后，美国政府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接踵而至——如果没有盖茨基金会的“探路”，后一计划就不会成行。对慈善资本家显示出的力量，一些国家已经有所抱怨，原因是，受援助国本来就很稀缺的医生和护士，会因此离开本职岗位，加盟盖茨基金会的项目计划，最后让受援助国的医疗机构找不到医护人员为患者服务。

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慈善资本家还用他们的财富资助，投入到与个人商业利益或整个顶级富豪阶层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议程中，比如，科赫兄弟力图减少政府对工业的监管，包括美国州一级政府为减少环境所做的努力。科赫兄弟毕生都是自由意志论者，怀疑气候变化的存在；恰好拥有以石油提炼等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因而管制越少，他们的生意获益就越大……

参考材料：《了不起的盖茨比》《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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