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前西方绘制地图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
夏帆
本文原载《边界与海洋研究》年第期
摘要：带有行政区划的地图表达了制图者对领土归属的认知，属于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件中的辅助性书面证据。根据既往案例，地图证据证明分量大小主要受到地图精确度、是否经过边界条约认证、制图者身份以及表达一贯性等多重因素影响。据此分析年以前欧洲出版的6幅标注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地图，结果表明：这6幅地图均属于中立第三方绘制地图，地图绘制准确，且具有一贯性。由此可见，迟至18世纪中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已被世界知晓。它们属于中国也已获得公认。其中年、年、年、年出版的幅地图从出版背景或数据来源来看还带有官方背景，其证明分量更大于另外两幅地图，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钓鱼岛；地图；证明分量；领土主权；证据
钓鱼岛，位于北纬25°.6′，东经12°28.′，也称钓鱼台、钓鱼屿、钓鱼山，是我国东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年6月17日，日美签订《返还冲绳协定》时，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谓“施政权”非法转交日本。[2]钓鱼岛主权争端由此而起。
可日本国内有种言论，罔顾钓鱼岛争议的历史事实，辩称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是基于年对“无主地”的发现，甚至根本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事实上，不仅大量国内史料能够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历代相承的主权领土，而且一系列年以前欧洲出版的地图也已明确绘制钓鱼岛，并认为主权属于中国。郑海麟[]、村田忠禧[5]、鞠德源[6]、韩昭庆[7]、费杰[8]等学者从历史文献角度曾对其中部分地图进行梳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年以前出版的而以往研究尚未提及的6幅标注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欧洲地图，并特别从国际法对地图证据要求的角度分析上述各地图证明分量的大小。
1年以前涉钓鱼岛地图（一）年、年出版托马斯·基钦绘中国图[9]
研究所涉第一幅图（见图1）出版于年。全称是“ANewAccurateMapofChina”，译为《最新精确中国图》。原宽5厘米，长2.2厘米。该图出版于英国，使用语言为英文，由著名制图师托马斯·基钦（ThomasKitchin）绘制。托马斯·基钦是18世纪英国著名绘图师，后来成为为英王服务的水道测量家。他师从18世纪另一位著名绘图师伊曼纽尔·博文（EmanuelBowen），后者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层关系让他们共享大量原始数据，并共同绘制了多幅地图。这幅年中国地图无论从版式到绘图风格都能看出有承继自年出版、伊曼纽尔·博文绘制的另一幅“ANewAccurateMapofChina”（《精确中国图》）的痕迹。但是在那幅地图上由于当时地理知识的欠缺，并未绘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通过这两幅地图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制图者地理知识的更新及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
根据图中文字说明，本图制图数据来源于耶稣会的传教士。耶稣会（拉丁原名SocietasJesus，S.J.）为天主教的主要教会之一，又称耶稣连队。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匡卫国（MartinoMartini）、曾德昭（AlvaroSemedo）等都是其中一员。耶稣会于年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建。该会非常重视成员教育。会员普遍都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学习，一般都具备较好的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个人在中国停留时间往往长达10-20年，在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开展了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他们通常成为第一批西方“中国通”，对中国地理、风土民情、政治制度等有深入了解。其中甚至有人对中国部分地区展开过实地测绘，所掌握的地理数据在当时堪称精准。
图1年出版《最新精确中国图》（局部）
这幅年《最新精确中国图》在图名下方的注记中，写明“本图根据奉英王之命所做调查绘制（Drawnfromsurveysmadebyorderoftheemperor）”，显示这张图的原始数据是通过当时英国官方授意的调查而获得的，地图制作具有官方背景。图中将钓鱼岛标注为Hao-yu-su、黄尾屿标注为Hoan-oey-su、赤尾屿标注为Tche-oey-su。这既是当时闽南渔民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名称音译，也是与耶稣会蒋友仁（MichaelBenoist）绘制之“坤舆全图”中对钓鱼岛的名称标注一致。
据考证，最早传入西方的钓鱼岛地理知识来源有二：一为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结合《中山传信录》以及徐葆光绘制的《针路图》、《琉球国图》和《琉球三十六岛图》所绘制的《琉球诸岛图》。其中，将台湾以东部分岛屿录做Kilongchau（即鸡笼山）、ponkiachau（即彭佳屿）、Hoapinsu（即花瓶屿）、Taoyusu（即钓鱼屿）、Hoan-oey-su（即黄尾屿）、Tche-oey-su（即赤尾屿），主权皆属中国。二为法国来华耶稣会会士蒋友仁于0年为解答乾隆皇帝地理方面的询问，为其绘制的《坤舆全图》。图中，台湾以东岛屿依次写做：彭嘉、华宾须、好鱼须、懽未须、车未须，属于中国。其中，好鱼须即为钓鱼岛。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创制既参考了宋君荣图的部分图形名称，又自成系统，特别是按照闽南语发音将钓鱼岛标作“好鱼须”等。根据鞠德源研究，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在木刻出版后，由在华耶稣会士传到西方，并随即产生巨大影响。[10]由此可见，虽然好鱼须这一钓鱼岛别称在我国国内使用较少，但在西方地图上钓鱼岛的称谓一直是Tiaoyusu（钓鱼屿）与Hoayusu（好鱼须）并存，而黄尾屿与赤尾屿的音注一般为Hoan-oey-su、Tche-oey-su，没有太大差异。
在这幅年出版的《最新精确中国图》上，相邻经线和纬线间度差都是5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标绘在东经’—’，北纬—之间，说明当时绘图者对钓鱼岛的地理认知准确。图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边界轮廓勾勒与中国大陆、台湾及琉球是一样的，为玫瑰红色，而日本轮廓则被勾勒为橘红色，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当时欧洲绘图者并未认识到处于中国册封体制下的琉球与中国真正国土间的差异，而认为琉球也是中国领土，故在地图上有此类表述。
图2年版《中国新图》（局部）
本文研究涉及的第二幅地图（见图2）出版于年，名称为《中国新图》（ANewMapofChina），图中语言为英文，同样为制图师托马斯·基钦绘制。与年图最大区别在于在中国大陆加绘了分省界线，反映了这一时期绘图者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深入、细致。在图名下方的注记中，也有“本图根据奉英王之命所做调查绘制”字样，同样显示这张图的原始数据经过当时英国官方认可。与上一幅图相同，本图仍将钓鱼岛标注为Hao-yu-su、黄尾屿标注为Hoan-oey-su、赤尾屿标注为Tche-oey-su。类似的，这张《中国新图》上相邻经线和纬线间度差也是5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标绘在东经’—’，北纬—之间，地理位置表述准确。本图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边界轮廓勾勒与中国大陆、台湾及琉球一致，而不同于日本。这反映出制图者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于日本这一认知的一贯性，也间接说明这近二十年间日本各界对于钓鱼岛列岛的中文命名及中文音译的外文名并无任何异议。
（二）年出版托马斯·基钦改绘唐维尔中国地图[11]
年，绘图师托马斯?基钦应罗伯特?萨耶尔（RobertSayer）之邀为其出版社绘制了一版《亚洲及其岛屿图》（AsiaandItsIslands），图中语言为英文。图中数据来源结合了唐维尔（JeanBaptisteBourguignond’Anville）地图以及库克船长的探险发现。由于这版地图数据可靠，印刷精美，出版后广受欢迎，于年稍作修订后再版。笔者见到的这幅《亚洲及其岛屿图》便是年的再版版本。年罗伯特?萨耶尔过世，他的出版社被罗伯特?劳里（RobertLaurie）和詹姆斯?惠尔特（JamesWhittle）收购，改名为劳里和惠尔特（LaurieWhittle）公司，并在年、9年两次再版该地图，足见其发行量大，接受程度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述的唐维尔地图与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官方地图《皇舆全览图》关系密切。据德国学者福克司考证认为：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皇舆全览图》的版本。一是年的木刻本，包含28张图；二是年雕刻的铜版地图；三是年的木刻本，2幅。[12]康言（MarioCams）的研究则证实：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年的木刻版本绘制的。唐维尔本人在回应别人批评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各个省图、部分鞑靼地区的地图以及西藏地区都源于中国的资料。他还认为，保持原图的绘制风格非常必要，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向西方公众真实反映这份图的原貌。[1]而《皇舆全览图》为康熙皇帝下令由国内的东西方学者共同绘制，是当时最为精确的中国地图。其中，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此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看来，这幅参考唐维尔地图所绘制的《亚洲及其岛屿图》数据来源准确，具有较高可信度。
本图是一版组合式地图，分上、下两部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表达位于该图下半部分。该图将钓鱼岛标注为Hoayusu，黄尾屿标注为Hoanoeysu，赤尾屿标注为Tcheoeysu。本图相邻经线和纬线间度差也是5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约被标绘在东经—1，北纬—之间，标注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山（现宫古岛）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间有文字注记“属于琉球国（TAYPINisbelongtotheK.ofLekeyo）”，该注记从偏西南方向起，向图中东北方向抬升，约在北纬，东经1处达到最高点，随后折向东南方向。注记整体呈一半弧形，包裹向先岛诸岛。对于此，笔者分析认为，此注记及其放置位置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即如字面意义说明太平山属于琉球；而另一层含义是利用其放置位置对先岛群岛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加以区隔。因为在地图制图学中，如果将地名放在图中，则对放置位置的要求一般为：（1）放在地物的几何中心；（2）放在地物边缘线上。从“属于琉球国”字样的放置位置及字体朝向可以看出，该字样的放置符合后一种情况，而不符合前一种情况。因为若制图者是要将字样放在地物几何中心，用以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先岛群岛一并属于琉球国，则上述五字字尾应该是向图中东北方向上扬，才符合几何中心的处理规则。而现在图中字样尾端是向东南方向下倾，大大偏离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先岛群岛的几何中心。由此推断制图者意图是将“属于琉球国”作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先岛群岛区隔用。
类似的，年9月，中国政府外交部发布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提到的年法国地理学家皮耶·拉比等绘《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见图）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先岛群岛间也有类似处理。皮耶·拉比的图上借助先岛诸岛当时的琉球语名称ISLESMADJICOSEMAH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先岛诸岛之间加以区隔。注记放置位置以及注记的弯曲姿态与本图非常近似。而《白皮书》中提到的另一幅出版于美国的年《柯顿的中国》（见图5）地图中也用类似方式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先岛诸岛之间用MADJICOSEMAH做了区隔。
这说明了当时西方制图者已经逐渐了解册封体制下的琉球国虽是中国藩属国但并非完全属于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识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对比年的《最新精确中国图》、此图、年的《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以及年《柯顿的中国》地图，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和琉球关系的认知变化。这些地图反复印证了钓鱼岛并非琉球国的附属岛屿，而且钓鱼岛属于中国。
图年出版《亚洲及其岛屿图》（局部）
图年版《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局部）[1]
图5年版《柯顿的中国》（局部）[15]
（三）年出版劳里和惠尔特绘制中国图[16]
英国制图师罗伯特·劳里（RobertLaurie）和詹姆斯·惠尔特（JamesWhittle）于年收购了罗伯特·萨耶尔（RobertSayer）的出版社，并于同年出版了《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图》（“TheEmpireofChinawithitsprincipaldivision”）（见图6）。本图语言同样为英文，在图名下的注记中绘图师注明这张图主要根据“耶稣会士的调查，以及根据唐维尔地图改进和补充得到”。
这张地图原图长25英寸，约合6.5厘米；宽19英寸，约合8.26厘米。图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同样以中文闽南音译方式标注，钓鱼岛为Hao-yu-su，黄尾屿为Hoan-oey-su，赤尾屿为Tse-oey-su，并用与台湾、福建一样的黄色勾勒。琉球群岛则未着色，未勾边，与前述诸岛差别明显，同样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而这种表达与同一时期即年英国出版的约翰·卡里（JohnCary）绘制的官定地图《最新中国地图》（见图7）中对福建、台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及琉球群岛的表示方法相一致，可以相互呼应。
这张图与本章节前张图的主要区别在于经度的表示。图上显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经度位置在—10之间。根据图左下方注记可知，这是因为零度经线使用不同造成的。这张图的零度经线是从耶罗岛（FerroIsland）起算。耶罗岛，也称希耶罗岛、艾希路岛等，是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南部的一座火山岛，行政上属于圣克鲁斯-特内里费省管辖。该岛曾被认为是旧世界最西边，1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宣布其为本初子午线所在，故该岛也被称为“子午岛”。当时除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曾普遍将其视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的起算位置。现在知道耶罗岛的实际位置位于西经，北纬’。根据这一关系折算可知本图的实际经度范围是仍是东经—1间，标注准确。
图6年出版《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图（局部）
图7年出版《最新中国地图》
（四）年出版威尔金森绘制中国图[17]
该图是一幅英文图，出版于英国伦敦，图名China（《中国》）（见图8）。图中注记称该图“根据最新最权威资料绘制（DrawnbyLatestBestAuthorities.）”。该图为英国绘图师罗伯特·威尔金森（RobertWilkinson）所绘。罗伯特·威尔金森是18世纪英国绘图师和地图出版商。这幅《中国》地图出自其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册》（TheGeneralAtlasoftheWorld），该套图册后在2年、年多次再版。
本图中相邻经线和纬线间度差同样为5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标绘在东经—1，北纬20—之间。图中，钓鱼岛虽然有点状地物示意但并未注记名称，而黄尾屿和赤尾屿则分别被标作Hoaneysu和Tcheoeysu。该图是一幅彩色地图，图中中国领土按不同省份，用不同颜色填充，并用粗实线勾勒边界。周边国家则仅勾勒边界不填色。类似于上图年《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中的处理方式：图中黄尾屿、赤尾屿都用黄色勾勒，与台湾、福建相同，明显区别与仅用绿色勾勒轮廓的琉球群岛，也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同时，先岛群岛被标注为TAY-PINI.S，紧贴于太平山南部放置，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隔较远。代表先岛群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同样的，这幅图证明在当时欧洲绘图师眼中，包括黄尾屿、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无主地，也不是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而切切实实是中国领土。
图8年出版《中国》图（局部）
（五）年出版查尔士·史密斯绘制中国地图[18]
年查尔士·史密斯（CharlesSmith）出版的《中国》（见图9）地图，图中语言为英文。本图原图长1英寸，约合5.56厘米；宽10.5英寸，约合26.67厘米，是其《史密斯世界地图册》中的一幅。查尔士·史密斯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制图师，其出版地图以数据准确印刷精美而著称。年在其过世后，地图社被其子威廉·史密斯（WilliamSmith）接管，并改名为查尔斯·史密斯父子公司（CharlesSmithSon），这间地图社直到20世纪依然存在，并仍在出版各类地图。
在这张图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同样以中文闽南语音译方式标注，分别为钓鱼岛（Hoayusu）、黄尾屿（Hoanoeysu）以及赤尾屿（Tseoeysu），并用与台湾、福建一样的黄色勾勒。琉球群岛则以绿色勾勒，与前述诸岛差别明显。类似的，这张图用MADJICOSEMAHISLES称谓琉球群岛中的先岛诸岛，来自琉球语，与年的《亚洲及其岛屿图》、年《白皮书》中提到的年的《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以及年《柯顿的中国》地图类似，MADJICOSEMAHISLES在图中呈向下弧度，包裹向先岛群岛。这样做是绘图者用文字注记形式区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先岛诸岛，即先岛诸岛范围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图中相邻经线和纬线间度差同样为5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标绘在东经—1，北纬20—之间。
图9年出版《中国》图（局部）
2地图证据证明分量的影响因素
包含行政区域划分的地图表达的实质上是制图者对领土归属的认知。据此，以往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件中争端解决机构一般根据地图绘制的精确度、地图是否经过条约认证、制图者身份以及地图表达一贯性等赋予地图证据大小不等的证明分量。
（一）地图的精确度领土与海洋争端中，当事方提供证据的精确度一直是影响争端解决机构给予证据证明分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9]同样，地图的精确度也是地图证据能被赋予证明分量的必要条件。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仲裁员胡伯曾指出，地图的精确度是赋予地图证明分量时首先应考虑的因素。[20]这一观点在后面的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例中得到反复印证。国际法学者伊恩·布朗利（IanBrownile）也认为，在判断地图证据价值时，地图证据的证明力和地图技术上的精确度具有相关性。[21]但是，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并未对地图的精确度提出确切的量化标准，一般只以能明确判断争议地区归属为限。在年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尼加拉瓜参与诉讼）中，洪都拉斯主张格阿史柯兰河位于本国境内，并提交了一份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作为证据。法院仔细的分析地图后发现，该图比例尺太小，以至于无法辨别相关区域的位置关系，单从地图本身并不能判定出该河段是位于萨瓦尔多还是洪都拉斯境内，法院不能赋予该地图证明分量。[22]类似的，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边界划界中，边界委员会在划界决定中也提到：大多数地图比例尺太小，或者缺乏细节，造成了事实方面模糊不清。小比例尺的地图造成待证事实成为一种推测，而非直接的反映，故不可能有太大的法律或证据价值。[2]这里，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小比例尺地图的疑虑集中在：当地图比例尺过小时，部分地物由于制图综合省略表达，同时线状地物的曲折走向会随之简化。这样的省略会造成争议领土区域部分关键地图与边界线的相对关系变得模糊，只能通过推断判定，故影响到地图证据的证明分量。由此反向推知，争端解决机构对地图证据精确度的要求并非一个明确的量化规定，只要对争议地区归属表达确切，这样的地图在精确度上即可以被争端解决机构接受。
（二）地图是否经过边界条约认证在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件中，有效的条约和国际协议反映了一国正式接受其约束力的意图，往往被争端解决机构赋予实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分量。当地图属于边界条约附属地图或经过边界条约认证时，则这种地图也随条约和国际协议一道，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对主权权利的创设和转移有着不可替代的证明效力。在厄立特里亚诉埃塞俄比亚案中，仲裁法庭指出，当地图来自条约、作为条约不可分割整体的一部分时，它具有准条约地位，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法律效力。[2]类似的，年利比亚与荷兰边界土地争端案也充分反映了条约附属地图具备极高的的效力。两国曾在18年达成边界条约，并指定混合委员会制作边界地图。国家法院对《边界条约》的附属地图进行了重点考察，充分肯定其证明分量，认为其已经清楚地表明争议区域宗德里根A段第91号和第92号两片土地归比利时所有，并将此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25]
（三）制图者身份地图的制图者同样对地图证据的证明分量有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对包含政治版图划分的地图，不同制图者在地图中实质表达的是各自对地理实体归属的态度。由此，联合委员会绘制的地图是双方共同意志的体现，证明分量最大；一国政府机构绘制的或者政府授权绘制的地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证明分量大于该国私人绘制地图；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一国官方地图若将争议领土划归对方，将被视为对对方主权的承认，证明分量将大于将争议领土划归本国版图内的地图；此外，独立于争端及争端当事国的第三方绘制的地图由于不涉及利益纠纷，反映的是第三方对争议领土归属的态度，也具有一定证明分量。
1官方地图证明分量大于私人地图官方意志表达是争端解决机构审理和裁决领土及海洋争端案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除前述作为边界条约附件的地图外，对地图是否属于官方地图的衡量标准一般为：该国是否经官方地图出版审核机构对地图出版进行统一审核；或者地图制图者是否具有官方背景，如军队、政府机构等。以年帕尔马斯岛争端为例，胡伯法官就排除了所有的非官方地图，认为它们没有体现官方的意志。年布基纳法索诉马里纠纷案也指出，“地图并不必然比其他证据材料有更高的证明分量，除非地图本身可以构成国家意志的明确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地图事实上等于权利的体现，将形成一个不可推翻的推定。”[26]在比利时诉荷兰边境领土主权案中，比利时于年制作与刊行了一份军事参谋地图并在此后始终将争议地区标注为本国领土。针对这一单独发行的官方正式地图，除乌根法官外其余10名法官均认定比利时军事参谋地图属于官方地图，明确地反映了比利时的国家意志，可以作为证据被采信。[27]在随后的博茨瓦纳诉纳米比亚卡西基里/赛杜杜岛案[28]、卡塔尔诉巴林海域划界与领土纠纷案[29]、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纠纷案[0]、贝宁诉尼日尔边界纠纷案[1]以及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2]等案中这一观点被一再重申，作为判断地图在个案中证据效力的依据。
2非利己地图证明分量大于利己地图根据既往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例，一国将争议区域标注于己方版图的地图证明分量较为有限，除非有其他证据配合地图证据共同使用，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该争议领土是由本国首先发现和占有，并连续、一贯且长期进行有效占领及统治。但如果一国的官方地图错误地将争议区域标绘在对方版图内，而不是标绘于本国版图内，这将构成对对方主权的一种承认，其证明分量将远大于将该领土划归为本国。以英法敏基埃和艾克荷群岛案为例，英国提交了年9月1日法国海军部部长的两幅海图。其中，一条蓝线标绘法国海岸和乔西群岛（ChauseyIslands）周围属于法国领水的界线，另一条红线标绘泽西等岛屿周围属于英国领水的界线。但在艾克里荷斯岛周围未标绘领水界线，但艾克里荷斯岛一部分被标绘在属于英国的红线范围内，另一部分似乎被视为无主地。[]该地图对最终英国的胜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白礁案中，为了证明己方对白岩礁的主权，争端双方共向法庭提交了上百幅地图。其中，新加坡提交的六幅马来西亚出版的地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地图明确表明白岩礁属于新加坡所有，国际法院据此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认可了新加坡对白岩礁的主权。[]
中立第三方绘制的地图第三方绘制的准确地图，作为中立方对争议领土归属的认可态度的反映，也会被争端解决机构赋予一定证明分量。年智利和阿根廷比格尔海峡划界仲裁案为这类地图的处理确立了可做参考的基本原则。仲裁庭指出，来源于第三方的地图，当它们不是当事国地图的翻版或另有政治动机时，才具有独立性，可以被赋予更高的价值。[5]据此原则，年布基纳法索诉马里边境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定法国地理学会于-年出版的西非地区20万分之一地图具有证明价值。主要理由是该图由中立机构绘制，且数据来源自实地考察，准确可靠。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或其他证据不足以表示一条确切的边界线，那么协会地图的证明力必须被视为是不可质疑的。[6]
（四）地图表达一贯性最后，不同时期、不同制图者制作的地图中对争议区域归属表达是否具有一贯性，也是地图证据证明分量大小的影响因素之一。如前所述，包含政治区划的地图表达的是制图者对于地理实体划分、归属的态度。如果在不同时期或各个绘图者对特定地理实体的划分表达具有一致性，则表示绘图者对该地物归属的认知是确定且稳定的，或者这种认知是在大范围内被接受的，则这样的地图可被赋予更大的证明分量。反之，如果不同时期所绘制的地图对于争议区域表达不相一致，代表绘图者对于争议区域的认知尚有疑虑，也间接反映了争议的存在，这样的地图证明分量也会降低。以年博茨瓦纳诉纳米比亚卡西基里/赛杜杜岛案为例，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地图前后一致性的重要，“本案相关地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地图并不能帮助法院得到任何有建设性的结论，无法被采信”。[7]
涉钓鱼岛地图证明分量分析
如前分析，根据目前争端解决机构在领土与海洋争端案件解决过程中，所体现的证据接受与采纳规则，未经边界条约认证的地图并不构成领土主权权利的权源。但地图依然可以作为国家实践、国际习惯法、国家意图以及边界的默认和承认的证据，有时甚至对于边界的争议可能具有决定意义。[8]同时地图证据的证明分量大小受到地图精确度、制图者身份以及地图表达是否具有一贯性等多重因素影响。据此对本文第一部分的地图证明分量总结如表1所示。
表1涉钓鱼岛地图证明分量分析
图名
出版时间
制图者
精确度/准确度
表达一贯性
钓鱼岛表述及地图证明分量
《最新精确中国图》
年
托马斯?基钦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时间跨度50余年的地图上对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归属表达均较为一致，反映当时世人已知晓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是属于中国。且这种认知是一贯的，稳定的。
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分量
《中国新图》
年
托马斯?基钦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分量
《亚洲及其岛屿图》
年
托马斯?基钦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证明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岛屿各有其主，不存在无主地，有分量
《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
年
罗伯特?劳里/詹姆斯?惠尔特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而属中国，有分量
《中国》
年
罗伯特?威尔金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分量
《中国》
年
查尔士?史密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置表述准确
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分量
从地图绘制准确程度来看，上述六幅地图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绘制在东经—1，北纬20—，地理位置描绘正确。此外对于钓鱼岛、黄尾屿以及赤尾屿相对位置的绘制也基本准确，地图具有可信度。
从地图来源分析，目前中日间没有有关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划界协议，故不存在经过边界条约认证的地图。而所有上述6幅地图均为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争端中的中立第三方绘制，绘制时间在钓鱼岛争端关键日期以前。这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对钓鱼岛归属的认知：钓鱼岛当时已被世界知晓，根据中文音译命名，并非无主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领土。
从地图表达一贯性看，本文列举的6幅地图，时间跨度50余年，绘制机构也不尽相同，但其中对钓鱼岛的命名、地理位置、归属表达却较为一致；同时也与年《白皮书》中提到的年法国地理学家皮耶·拉比等绘《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年美国出版的《柯顿的中国》等地图，以及此前诸位学者分析过的同时期西人绘制钓鱼岛地图（如年萨母尔顿《中国分省暨日本列岛图》等）中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表达较为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这反映当时世人已知晓钓鱼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无主地，其主权属于中国。而且，这种认知是一贯的、稳定的。
其中，年、年托马斯?基钦绘《最新精确中国图》、《中国新图》其数据源来自英王委托的耶稣会士调查，带有政府委托性质。年托马斯?基钦改绘自唐维尔中国地图的《亚洲及其岛屿》、年出版劳里和惠尔特绘制《中华帝国及其主要省份图》这两幅地图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为清朝康熙皇帝下令绘制的官方地图《皇舆全览图》，具有较高可信度。综上，这四幅图的证明价值更大于另外两幅地图，值得重点研究。
最后，为求公允，本文也对照分析了日本方面认为标注钓鱼岛属日的代表性地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年《斯蒂勒世界图册》（StielersHandAtlas）中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图》（ChinaKoreaundJapan）（见图10）。日本长崎纯心大学石井望（いしゐのぞむ）曾撰文认为，该图首次在钓鱼岛西侧绘一条界线，证明钓鱼岛属于琉球，继而也是钓鱼岛属日的有力证据。[9]根据石井望的考证，斯蒂勒的这幅地图主要数据来源是年法国航海家拉·比鲁兹（LaPérouse）的《拉?比鲁兹航海录》（VoyagedeLaPérouse）。拉?比鲁兹爵士是法国海军探险队军官，受法王路易十六支持进行环球航海探险。根据绘图及《拉?比鲁兹航海录》信息综合，他们的船队于年5月初到达台湾东部海域，随即对兰屿、绿岛、姑米岛、钓鱼岛等展开测量并制图。但是通过查阅拉?比鲁兹原图（见图11）发现：在绘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图中，他使用法文“vue”（看见）描述钓鱼岛（图中误标为Hoapinsu，花瓶屿）和黄尾屿（图中误标为I.Tiaoyu-su）。虽然钓鱼岛和黄尾屿名称标注错误，但也仍然可以看出拉?比鲁兹考察时即已了解他并非这些岛屿的首个发现人，故根据制图惯例“名从主人”，使用了闽南渔民的习惯名称对岛屿进行了标注。同时，在这幅图中也并未明确标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琉球。
另外，根据斯蒂勒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图》，清政府对台湾的控制止于中央山脉，甚至台湾绿岛也划在琉球群岛范围内，这也是一种明显地图资讯错误的表现。[0]
综上，斯蒂勒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图》的数据源，即拉?比鲁兹航海图上已有不准确之处，并非可靠数据源；其次，斯蒂勒又对拉?比鲁兹的考察成果进行了错误的引申解读，进一步地含混了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范围，直至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甚至绿岛等台湾岛附属岛屿划归琉球。这均造成该地图上的行政区划不准确，丧失可信性。也可以说，这幅地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地区行政管辖的错误认知。
图10年出版“中国、朝鲜和日本图”（局部）[1]
图11年出版《拉?比鲁兹航海图》（局部）[2]
结论
本文对、年出版托马斯·基钦绘中国图、年出版托马斯·基钦改绘的唐维尔中国地图、年出版劳里和惠尔特绘制中国图、年出版威尔金森绘制中国图以及年出版查尔士·史密斯绘制中国地图做了详尽研究。结合领土与海洋争端中地图证据的影响因素分析，上述地图均为中立第三方绘制，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描绘准确，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且多幅地图的描绘具有一贯性，具有一定证明分量。这些情况说明在年以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已成为共识。其中，年、年托马斯·基钦绘图、年出版托马斯·基钦改绘图以及年出版劳里和惠尔特绘图具有更大证明分量，值得深入研究。同时，本文还对比分析了同一时期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归琉球的地图，并对其中制图错误进行了说明。
综合来看，直到19世纪上半叶钓鱼岛都在中国管辖范围内是不争的事实。这充分说明某些日本人所谓“甲午战争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无主地”的言论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享有毋庸置疑的主权。
[1]夏帆，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管理学博士，讲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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