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本文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艰辛历程和卓越成就，指出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依然需要对外开放这一强大动力，以开放破解困境，将经贸摩擦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的内在动力，主动作为，力推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生动、逻辑思辨，对当前正确认识改革与开放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钦羡成就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之际，若能借中美经贸摩擦之机，将开放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内部动力，则我国又将增添新的战略机遇。
“以开放促改革”是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开放历程大致走过了四轮，每一轮对外开放都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步伐，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让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一）—年：以试点为特征的开放突破期，实现了对长期封闭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突围”
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果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率先拉开改革序幕，那么深入突破固有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则来源于沿海对外开放的“破局”。通过创办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试点开放，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年年广东向中央提出给予更大自主权、允许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搞出口贸易合作区。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较大的政策倾斜。尽管开放始终伴随着一些反对声，但一批先行者敢于担当，冒着巨大风险，国门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一位开发区高管说：“在跟外资打交道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第一是办事要讲效率，第二是要讲法治。没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建立了自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入世，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当时为建一个合资酒店要惊动17位高层领导人，年3个月内就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其速度堪称奇迹，既刺激了法治意识的增强，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的开放决心。这些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等的设立和运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体制的重重束缚，以开放促改革取得重大成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
（二）—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引领的开放扩大期，促进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国被西方联合制裁；苏东剧变，更是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考验。是重回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成为重大的战略方向问题，备受海内外瞩目。以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打破姓“资”姓“社”的争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开启了第二轮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和开放两大进程汇成历史洪流，不仅破解了西方的围堵，也让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运用我国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总要求。对外开放的地域继续向纵深推进，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了重庆、武汉、九江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和三峡库区；随后几年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至广大西部地区。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点）、沿海开放城市（线）、沿海经济开放区（带）、所有内陆地区（面）的全面开放，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区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利用外资曾高达全球的1/3，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并为我国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体制、观念、人才和物质基础。
（三）—年: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开放深化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
年我国加入WTO，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外开放的“交易成本”，而且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如果说加入WTO之前的开放是一种“选择性开放”，那么之后的开放就是“接轨性开放”。这一时期，伴随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民营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周期。
这一重大开放举措对改革的巨大推动，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修订上，仅中央部门就清理修订了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全面推进了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年4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获得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加入WTO还倒逼了传统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挂牌上市。WTO两年一次的政策审议，更是增强了国内的规则观念、信用意识，推动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
（四）年至今:以“一带一路”及高水平开放为特征的开放引领期，增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年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立足点，以“一带一路”为顶层设计，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战略举措，以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合作愿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再上一个新台阶。经过40年的开放积累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国逐步从学习运用走向规则引领、从利益分享走向责任担当、从顺应大势走向主动塑造、从自身开放走向引领世界开放、从世界边缘迈向舞台中央，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习总书记在达沃斯、博鳌及联合国、G20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的宣示，主动扛起了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深孚世界所望，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潜力。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在更加深度地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开放举措特别是博鳌四条措施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刚开始发力，对外开放正向高水平迈进，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新动能，全中国的创造活力有可能被再次激发。
（五）40年辉煌而艰辛的历程表明：开放也是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
开放与改革都是发展的动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柱，需要同等坚实，共同支撑。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习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是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痼疾。开放与改革历来都密切相关，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效果不彰；没有开放，改革方向不明、行之不远。改革靠部门协调、靠自身觉悟，往往难推动，因为部门都不愿放权，各行业不想既得利益受损。在对外谈判中，一些对国家国民十分有利的协定，往往因某个部门、某家垄断企业的阻扰而中断，令人十分痛心。如果有外部压力的强力推动，以国家名义承诺开放，加入了外部竞争压力与公平竞争规则，不少改革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经常出现“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改革动力有时不如开放，体现在：一是硬性约束不强；二是参照借鉴不明；三是眼界不够广；四是违规处罚不力。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具有“倒逼效应”和“锁定效应”，有推动前进和防止倒退的双重功能。我国被当成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于开放本身的红利，更在于开放带来的巨大改革红利。通过国际经贸谈判、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相互开放市场，外部压力促使国内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这就会对国内改革产生“倒逼”效应，推动改革加快向前；我国通过国际谈判做出的承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面临违约指控和相关制裁措施。自己答应好的，必须要干；落实不到位，有外国人监督，有政策评估，甚至成被告，还可能败诉，影响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这就是“锁定”效应，又叫“棘轮”作用，很好地防止了改革倒退。开放中可以对比各种模式、各种做法，好中选优，吸纳运用；一旦犯规，面临外方控告、重罚，自然就有动力认真改革。总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吸收利用国外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可以加快国内体制机制变革，建成更具活力、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依然需要对外开放这一强大动力
中央反复强调，当前的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不少难啃的“硬骨头”，“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任何改革阻力都很大，面临现有格局和既得利益，困难重重。改革的动力哪里来，如何让动力远大于阻力，是每位改革者面临的头等难题。
(一)从国际对比看，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共通的社会现象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尔森，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国家兴衰》等著作中反复说明：任何国家，一旦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会高度固化与制度化，成为发展阻力；既得利益“固化则国衰，打破则国兴”。他认为毛主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其合理之处。打破既得利益，要么靠剧烈冲突甚至战争，要么靠改革开放，形成变革的巨大动力。一些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游说是合法公开的，既得利益很难改变，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枪支利益集团等，得罪利益集团，总统也可能被暗杀。
(二)从现实可能看，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任务，70%以上均可通过高水平开放来促进
当前，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正从“边境上措施”深入到“边境后措施”，涉及各种国内规制。如果我们因势利导，妥善利用，就必然会对国内政府治理、法律法规、贸易投资、财税金融、环境保护、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60条改革任务做了逐一梳理和对照，发现40多条即70％以上改革内容都可以，也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加以推动。一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等，更好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二是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遵守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通行国际规则，促进国内外贸易投资自由化，最大限度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形成更加统一、规范的法治市场经济，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严格依法办事，界定监管范围，减少行政审批，有利于防止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四是促进法治中国建设。通过遵守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和利用司法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修订完善国内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促进依法治国。五是促进公平竞争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与“竞争中立”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区分国企公益性与竞争性功能，规范优惠补助措施，强化公司治理，提升国企竞争力与活力，促进外资、民资和国资公平竞争，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六是促进国内投资体制改革。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相关自贸协定谈判，实施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推动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七是促进农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改革。通过遵守国际农业补贴规则，减少和规范直接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更多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和支持农村发展。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谈判，扩大市场准入，促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加快改革，增强活力与效率。八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和谐。通过相关产业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发展；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放宽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九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谈判，完善我国利用自然资源的机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十是在科技创新、文化体制、人才支撑、城乡一体化、国际发展援助、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领域，也可以通过参与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扩大开放来深化改革。
以开放促改革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对外谈判签署多双边协定，二是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或履行对外承诺，三是自主开放，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是主动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国际教训等。其中，对外谈判包括多边、诸边、区域、次区域、双边等多种谈判渠道。WTO多哈回合以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信息技术、环境产品等诸边谈判，我国参加的中韩、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区谈判，双边的投资协定（BIT）、商贸联委会等，都是重要的开放平台。曾经以美国为首推动的TPP、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日本、加拿大等11国签订的CPTPP等，均提出了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可以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参照系统，并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做准备。
（三）从当前需要看，改革阻力依然不小,成效不及预期，迫切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
改革的动力无非两种：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外部动力，主要来自对外开放，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完善和维护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现在的改革动力内强外弱，相互配合还不够，成效还不算显著，人民获得感不高。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仅从内部推动难度很大，措施落地很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国际对标，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以至于习总书记也经常强调，贯彻中央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上”。
比如，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仅仅在课题报销一环，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应文件，但过了好几年许多地方的政策还落不了地。报销手续极为复杂，繁文缛节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外力，没有抓手，改革太难了。又比如自贸试验区，有了一些新成果；但一些自贸区同志反映，与预期差距不小，感受度不够高。由于是自主开放，受部门的影响还是很大，负面清单老是砍不下去，内外联动、上下联动还不强，没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参与，没有更大的基层创造活力，成果自然受限。又比如营商环境，在多次国际比对中，我国排名都比较靠后。与发达国家一一对比，就很容易找到差距了。
我国开放过程中，一些领域不得不对外开放时，往往还没有对内开放，就出现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入世时如此，当前扩大服务业开放时又有重现。比如，这些年我们开展民间投资评估，“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很多，民资进入垄断领域步履维艰。为什么？因为对内开放时，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既得利益的骨头不好啃。所以“以外促内”，成为可以理解的常态。
我国第一轮改革的动力，来自对“文革”惨痛教训的反思和摆脱极度贫穷的渴望；第二轮的动力，来自对苏东剧变的警醒和突破封锁的胆略；第三轮的动力，来自加快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愿望；第四轮的动力，来自党中央的担当和中国梦的引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益格局的日益固化，应该说自身改革的动力在逐轮弱化。对于垄断行业与既得利益，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常常有人提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这一动力，除了来自内部外，还应来自开放！闭门搞改革，行不通走不远；开放搞改革，乃国之正道。
（四）客观认识中美30年左右的较大差距，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
近期出现了中国经济、科技、综合实力世界第一、整体上超过美国之论。事实上，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有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等特点，但我国与美国差距依然不小：从硬实力看，我国名义GDP刚到美国的60%，人均只有其1/7，在国际分工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如集成电路、汽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差距很大，且美国汇集了全球科技精英，吸纳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创新能力超强；人民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军事上与美国差距也较大。其实，当年的“两弹一星”的科技元勋，多数也是留美归来的。从软实力看，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在二三十年后，改革、法治任务很重，传统优秀文化和人文教养亟待弘扬，认同并学习中国的国家不多。从国际影响力看，我国话语权、规则参与制订权正在上升，但国际号召力不够强、国际规则不够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
就科技差距来讲，我国模式创新多或基础创新少，在芯片和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差距大，加之工匠精神缺乏，创新教育、创新文化的抱怨不少，恐怕与科技强国有30年以上的差距。制造业是我国一大骄傲，高居世界第一，比美国高40%左右，是金砖其他四国总和的5倍，出口也高居世界首位，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要追赶信息化，再到智能化。一位部长把中国制造列入世界第三梯队，头脑很清醒，但在舆情汹汹中，这样的诤言警语也噤声哑口了。最近，工信部表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薄弱，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建设制造强国的路还很长。”这真的是清醒的利国利民之语。
从企业来看，华为专利虽居世界首位，但任正非认为我国与美国创新差距巨大，他反复说“不强调自主创新，一定要开放，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定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我国基站芯片自给率几乎为零，年芯片进口多亿美元，华为、中兴、小米、联想等高科技公司，一旦受到美国芯片禁售，影响巨大，有的很难存活。人们常拿BATX（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与美国的GAFA(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对比，虽然规模差距不太大，但实际技术水平相去甚远。若对比谷歌与百度的学术词条的内涵、严谨等，判若霄壤。
中国有句老话，“道在民间”。民间在想什么？想买外国便宜产品，想赴外国留学，想制度性防腐，想钱包更鼓一点。从条件好的家庭送孩子赴外留学、企业家移民他国、70%诺奖获得者为美国所用、美国创新能力遥遥领先、清廉指数很高、尊重法律与规则、保障公民权利、国民文明素质高等因素综合来看，我们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还应保持谦卑，还要继续学习先进，我国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富与强尚不充分。我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第二，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软硬实力差距应在30年左右，到“双百”之路还要走30多年。
(五)从问题导向看，现在开放的关键是自信与学习的有机统一，还需要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自信与谦虚辩证统一，自信与学习并不矛盾，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信，没有独立自主，我们可能早就与拉美或苏联一样，基本照搬照抄，付出巨大代价未必有好效果；而我们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跟着政府更好作用，中外特点的黄金结合才让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学习的心态，没有对发展差距的深刻认知，没有对标国际的孜孜追求，没有创造仿真国际环境的具体目标，没有借鉴世界经验的宽广胸怀，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经济、制造、贸易、外汇等总体规模确实今非昔比，科技水平也出现了跟跑为主、跟跑并跑领跑并行的情况，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正在逐步发力，国民对文明复兴深信不疑，现在重视主动作为。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要继续学习、勇于借鉴、戒骄戒躁的理由。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技术的差距、创新的差距、发展的差距、现代化的差距、文明程度的差距、综合国力的差距。“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习总书记强调“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建设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我们应坚守学习先进的心态，坚守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为已有的成就沾沾自喜，不为过去的成绩故步自封。
正当有人对近年不少夜郎自大的现象深感忧虑之际，恰好出现了中兴事件。作为中国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制裁中兴，相信其背后不乏政治考量。另一方面，此事又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让更多国人清醒看到我国与美国技术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也许这将刺激中国芯片产业发愤图强，加大投入、加快追赶，早日摆脱对外依赖；也许这可增强国人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信用意识，减少“耍小聪明”及逆淘汰现象。
以开放破解“囚徒困境”，将经贸摩擦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的内在动力
（一）历史地看，每一次“外部压力”都会变成“内部动力”，助推了我国竞争力提高和市场体系完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我国有五次调查（年4月、年10月、年6月、年4月、年9月），事后客观地看，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期，各方面制度不够完善，如法治意识不够强、市场不够规范、产权保护不够到位等，最终皆以我国改进工作、合理退让结尾。年美欧日一致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非难，也值得自己反思。这些经贸纠纷既给我国带来调整压力与某些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助推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外也有先例，日本当年汽车受到美国高压，由于善于变外部压力为前进动力，不断提升制造技术及整体竞争力，诞生了丰田、铃木、本田等全球品牌，最终成了赢家。一位参加入世谈判的同志说，“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觉悟、部门间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考量，都不愿主动放权。但在外部压力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中国得到的红利越大”“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可谓一语中的。
（二）“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的交集是我国开放重点，应对得当就会双赢，缠斗不止只会双输
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早已确定，习总书记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有一系列开放要求。客观地看，不少改革方案并未落到实处，“口头上喊开放、行动上反开放”的现象不少，人民的开放获得感不太高。十九大后，“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是成为共识，最需要一个契机与抓手，打破对待开放“总体上支持、落实上反对，抽象地赞成、具体地否定”的各种现象。笔者多年研究对外开放，有一个重要感受：谈判讲究对等开放，但事实上有时候主动开放，不需要外国对等，不需要外部压我们，我们也需要扩大开放，比如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所以，转变开放观念尤其重要。换个角度看，美方要求的一些内容，比如降低消费品关税、开放服务业、保护产权、改善外商的营商环境等，大多数不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吗？做好了就是改善民生福利的好事善事，也是提升长期竞争力之事。比如，抗癌药艾瑞莎，美国10.5美元，中国元，贵7倍多，汽车贵1~2倍，红酒高8~10倍，奶粉、水果、服装等不少都比美国高不少，每年中国人的海外旅游消费亿美元，颇能说明问题。进口博览会办得很及时、很必要，如果辅以大幅降低关税及相关税收，进口更加便利化，人民的福利改善就更大。又如国企改革，发达国家讲“竞争中立”而非“所有制中立”，主要是促进扩大市场准入、保障公平竞争、反对不合理的垄断，这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还比如民间投资第三方评估中，看到那么多“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一些地方后任不理前账、地方政府当老赖等，民资与外资对营商环境的诉求相似。所以，许多美国的抱怨也是中国企业与民众的抱怨，有的美方责难所指，恰恰是我国改革所向，二者基本没有冲突。如果我们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以更高水平开放来应对，则压力可化为动力，可谓一箭双雕!
理性对待欧美要我国“对等”的诉求，主动选择“以开放促改革”，更能彰显我国的赢家风范。事实上，中西之间有一个重大误解：欧美多次强调应与中国“对等”（reciprocal），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偏低、责任不足及开放度不高等问题，但我方常把reciprocal理解为“相互”或“共赢”（mutual）。如美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撰文：中国自年入世，GDP从1万亿美元升至12万亿美元，却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同期美国只以2%～3%的速度缓慢上升，并关闭6万家工厂、失去万个就业，普通劳工工资无法增长。拉米也认为，中国成功地让自己受WTO纪律约束远低于老成员，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采购、国企补贴、投资对等领域有开放空间，“中国关税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该假装还是与印度、塞内加尔、博茨瓦纳一样”“贸易尚可‘区别对待’，但投资只应‘对等’”。客观地看，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又是发展很快的国家、全球化的赢家之一。如何在四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找准自身定位，确实需要兼顾各方，美欧要求的“对等”并非全无道理。这次摩擦我国不得已而接招，具有很大被动性，然而在对策上可有主动性。这次摩擦的结果是双赢还是双输，在于中美双方的选择，而且我国的选择越来越重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持续以开放促改革，无论有无外部压力都是我国自身发展所需。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受益者，更应彰显赢家风范，敞开赢家胸怀，认真倾听他国的抱怨，承担更大的开放责任，争取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为复兴大业赢得更精彩。
主动作为，力推“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
当前，我国宜立足长远战略需要，从复兴大业出发，从“四个全面”需要出发，主动“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高扬在达沃斯、博鳌的庄重宣示，扛好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我国所需、世界所需的大旗，主动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主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让这轮经贸冲突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春天，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春天。
（一）增强高水平开放的自信
按照入世承诺标准来衡量，我国履约是很到位的；但按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化主要受益者、负责任大国、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等尺度衡量，我国开放水平还不够高。一些开放短板，不仅是外国、外企的反映，也是国民心声、民企呼声。针对行业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进来冲一冲，当“鲶鱼”而非“鲨鱼”，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当前提高开放水平既必要也可行，一些担心站不住脚，比如，当年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没有中方占大股的限制，开始都是外资占很大优势，然而外资水土不服，最后还是竞争不过中资企业。其他如轨道交通、光伏产品、风机、发电设备、程控交换机均是如此。吉利、比亚迪、奇瑞等汽车企业反映，扩大开放后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世界一流。应增强文化自信。只要做好了自己，就可在开放竞争中“我自岿然不动”。
（二）建立开放与改革联动的机制
及早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密切结合啃“硬骨头”所需，增强以开放促改革的动力与活力。制订高水平开放的各个子方案，一要有分行业开放方案，在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服务业、社会事业要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要以缩小中美价差为问题导向，推动进口自由化便利化。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二要与改革密切结合，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如有对外承诺，必须要履行承诺，因为有外国监督，还会当被告，改革就好推了。以医疗为例，没有体制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险”不好解决；没有开放，没有外资民资进入，改革很难自己推动。三要加强开放联动，商品、服务、投资的开放要统筹推进，多方面参与开放谈判，保证开放的协同性、配套性，增强开放的整体效果。四要对标国际，争取开放的“高水平”，如对标CPTPP、TISA、GPA、BIT等高水平协定中的开放要求。一般的低水平协定，推不动全面深化改革，也推不动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开放的内外与上下联动
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此话切中要害，当前开放中有一个现象：中外联动上，外方参与不够；上下联动上，基层创造性不够，群众首创性不够、整体活力不足。下一步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让更多外资进来，就是要保护和激发民间的无穷创造力。“高手在民间”，华为、腾讯、阿里、小米、联想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发生长出来，岀乎政府规划的预料。只要内外、上下互动起来，开放的压力释放出来，就会焕发社会整体活力。
（四）汇聚成全球自由开放的理性声音
我国在国际上常常得势不得分，有理讲不出、讲不透，不利于争取更大的道义力量支持，不利于创造更佳的国际环境。现在国内外对开放领域的疑问、误解甚多。如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集成电路对美逆差是多少？美国放宽高科技出口对减顺差有多少用？中兴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真的超过美国了吗？等等，完全可以明明白白向人民说清楚。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一是国际重大场合话语权，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声音如在“一带一路”峰会、达沃斯、博鳌、金砖峰会等众多场合，反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目前成效明显。二是统计数据发布的话语权，这是最易被忽视，应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话语权。原产地统计的缺陷有目共睹，应在WTO里力推全球价值链统计、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和关联贸易统计。中国可率先以中美贸易为基础，每季度公布这三类统计。又如世界基尼系数的统计与常规公布，有利于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我们要学会用数据事实吵架，习惯于在国际上经常吵架而不打架，习惯于争吵中共存。三是国际日常舆论话语权，这一点做得很不够。以这次最典型的集成电路为例，虽然自美直接进口仅亿美元，不到总进口的4%；但实际自美资企业进口约0亿美元，占了一半，实际对美逆差就从亿美元增长到0亿美元，如果加上苹果等在华销售，实际逆差还会扩大，对华总逆差就可能减少一半。四是国内理性舆论话语权，除了新闻发言人的单一声音外，还可加强权威部门、有水平专家和企业家的有深度、多层次宣传解释，既听生产者也听消费者的声音，用好各种自媒体与移动终端来传播。要有系统设计、经常性解读，如在中央台开设“开放大家谈”系列节目，由开放部门设计启动，用事实、数据、案例说话，把事实摆在判断的前面，增加理性声音，减少民粹和极端言论。
(五)预防高水平开放下的风险
扩大对外开放，不在于利还是弊、危还是安、得还是失，而是如何兴利除弊、化险为夷。只要应对得当，就会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应对不当，则会走向反面。世界上开放的教训不少，拉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失误也在于开放失度，防范意识、自主意识不强，政策出现反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代价很大。日本失去的十年，既有美国压制的外因，更有对策失误的内因，西德的应对则未出现明显风险。开放不是“傻大胆”，开放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以国内需要为依归。我国开放的经验，在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挥了中国人辩证、中道、综合思维的优势。入世后“狼”没有来，也在于我们提前预防得好。当前人民银行已宣布系列金融开放措施，但风险防范一刻也不能放松，金融风险始终是经济风险的中心。同时，培养全社会的法律、规则与信用意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打铁还得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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