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谈论某学术史的发展历程，需先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如只照学科字面含义精确限定，容易遗漏一些重要人物与成果，也可能对一些学者和作品是否归入其中产生无谓争论。本文中所谈论的“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即“由中国学者所进行的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的非洲研究”。
“当代”指年之后。虽然马燕坤（）认为如《瀛涯胜览》等自汉唐以来关于非洲文化风俗、地理概貌、人情风土的文字描述是中国历史上关于非洲社会的准“民族志”，但此类作品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长期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郝时远a）。这一问题较复杂，本文不详述，读者可参考张继焦（），杨圣敏（），何明（），郝时远（ab）等人论述。由于双方研究主题多有重复，理论也多互相借鉴，甚至不少学者也身兼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认同。因此在谈及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时，需同时考虑民族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领域内对于非洲的研究传统。为行文简便，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使用“非洲人类学”的概念，都指“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非洲研究”。
另需指明，虽然美国的人类学学科包含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及文化人类学四大组成部分，但依我国学科划分体系，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都有其独立的传统，在国内社科语境下的“人类学”基本指的就是“文化人类学”。因此，虽国内少数高校的人类学系也涉及到考古或体质研究，但限于学力和本文选题，本文并不对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进行论述。
相较于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单位较少，很多从事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并不供职于这些机构。同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又为其他学科所逐渐借鉴，形成不少交叉学科研究作品。因此本文中所谈及的中国非洲人类学的研究作品，主要以其中是否具备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视角为主。
何谓“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简而言之，包含三点：1、田野调查的方法；2、民族志的形式；3、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强调通过长时段的实地调查，获得地方性知识，从研究对象的主位角度来进行解释。民族志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细致描摹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中形成的一些特定核心议题，在本文第二部分回顾世界非洲人类学研究史时将具体进行说明。由于我国目前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暂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符合以上三者之一的，在本文中都被视作是非洲人类学的研究作品。
“非洲研究”在本文中，不仅限于对于非洲的地区的研究，也包含对于非洲不同人群的研究，特别是离散于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群体的研究。随着中非交往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进入中国，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在最近十年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热点。
二、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学术史的简要回顾巴特（）等人曾指明世界人类学存在着英国、法国、德语国家及美国四大国别传统。同样地，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显著的国别差异。中国人类学界对非洲的认识也受到不同传统的影响。因目前国内对非洲人类学研究认知还不够充分，甚至有学者认为非洲人类学“就是那么几个人，几本书”，因此本文有必要对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进行回顾。鉴于潘华琼（）、蒋俊（）、徐薇（，）等人已对西方非洲人类学的历史做出一定梳理，本处仅在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对他们梳理中未提及的部分进行补充。
我国人类学者们熟知，西方人类学的产生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密切相关。早在专业的英国人类学家出现之前，就有大量传教士和探险家在非洲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早期不少“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甚至主要依靠这些传教士提供的资料和书信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西方人类学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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